2019年10月14日下午，国家药典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药典中药材及饮片重金属及禁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通用性要求企业沟通交流会，就中药行业关注的药材与饮片中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禁用农药残留等外源性污染物的《中国药典》标准，向20余家重点、大型中药企业的代表作了详细介绍，并请专家现场答疑。

　　“近年来，对中药外源性污染物的控制成为重要的科研项目和社会话题。问题到底是否存在、现状如何，需要用数据说话，制定国家药品标准时也要遵循科学方法、依据研究数据。”国家药典委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金红宇说。

　　8月中下旬，国家药典委员会在官网上发表公示，除另行规定的品种外，拟对药材及饮片（植物类）的铅、镉、砷、汞、铜等5种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和甲胺磷等33种禁用农药制定一致性限量标准。据悉，为使相关标准科学严谨，国家药典委员会召集了全国14家药品检验和科研单位，开展了三年多的连续研究，对近一万批次药材与饮片进行了检测分析。

不做“拍脑门”决策

　　8月16日以来，《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9302>中药中有害残留物限量制定指导原则修订草案、<0212>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草案、<2341>农药残留量测定法修订草案陆续公示。

　　<0212>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公示稿对铅、镉、砷、汞、铜等5种重金属及有害元素、33种禁用农药制定限量标准，表示除另行规定的品种外，“药材及饮片（植物类）铅不得过5mg/kg，镉不得过1mg/kg，砷不得过2mg/kg，汞不得过0.2 mg/kg，铜不得过20 mg/kg；药材及饮片（植物类）禁用农药不得检出（不得过定量限）。”

　　“为了增加这三行话的要求，我们修订了一个指导原则（注：<9302>），建立了药材及饮片（植物类）中禁用农药残留量测定法。” 国家药典委中药标准处处长石上梅介绍，这次标准修订的背后，是相关课题组至少三年的持续研究，以千万计的科研经费投入，近1万批次的药材为研究对象，以及2万余份调查问卷的研究分析。

　　针对中药材重金属残留和栽培中药使用农药严重的问题，2016年5月，国家药典委依托国务院“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综合改革项目”，立项“中药材和饮片重金属、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研究”课题，通过网上公开招标、专家评审后确立了14家药品检验机构和科研院所，开展10种药食同源中药材和饮片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研究，以及160种中药的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标准研究。2018年，国家药典委立项标准提高课题“中药中外源性有害物质残留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的研究”，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风险评估结果是有害残留物限量标准制定的重要依据。中药针对特定人群、有特定的用法用量，其风险评估有别于食品，为此，国家药典委员会组建了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除药品领域的专家外，该专委会还吸纳了农业部门以及食品标准和风险评估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针对中药的特点展开风险评估，研究检测方法，为中药中有害残留物的控制和限量标准把脉、把关。

　　有害残留物的最大限量理论值是拟定限量标准时的重要依据。为了建立符合中药特点的最大限量理论值计算公式，课题组专家一方面展开人群用药情况调研，收集了2万余份有效调查问卷，调查了他们的中药使用历史及使用频率；另一方面，课题组研究了中药在不同煎煮、提取后有害残留物在最终产品中的转移情况，检测数据明确显示，中药及饮片的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经煎煮或提取后有部分转移到了煎液和提取物中。

　　相关研究结果呈现在<9302>中药中有害残留物限量制定指导原则修订草案中。草案在最大限量理论值计算公式中依据中药使用特点增加了中药材（饮片）每日人均可服用的最大剂量、中药材或饮片服用频率、人一生服用中药的暴露年限、残留物转移率等参数，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的权威限量数据，为重金属和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持。

实地调研，“解剖麻雀”

　　除了根据最大限量理论值计算公式计算重金属和农药残留限量，国家药典委和相关课题组到多个中药材主产区，进行实地调研。

　　研究所用的样品颇具代表性。截至2019年6月，中药重金属风险评估的样品药材及饮片（植物类）共有112种、总计7502批次，样品来自道地产区等栽培的药材和野生药材，经历了三年的连续收集，每年每个品种的样品不少于20批次。

　　为了初步评估标准建设对相关药材市场供应的影响，课题组对收集的样品进行检验，以拟定限度为标准，7502批次药材及饮片的铅、镉、铜、总砷、总汞的合格率总体在94%以上。

　　在制定农药残留限度时，国家药典委和课题组对枸杞子、金银花、三七等10个栽培中药材品种展开专项研究，进行实地调研。“田间地头，各种各样的农药袋儿包括禁用农药包装随处可见。”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回忆。

　　事实上，业界普遍认同，在中药的大规模种植中，合理地使用农药可以挽回大量农业损失，不使用农药是理想主义的，切实的做法是引导药农科学使用农药，减少环境污染，降低残留带来的药品安全风险。

　　据金红宇介绍，课题组从农业部2000年以来全面禁止使用的农药入手，剔除杀鼠剂、熏蒸剂等，剔除难以采用常规气相和液相质谱法测定的农药，选择了33种农药开展研究。

　　研究选用了当归、党参等10个品种，对2700余批次的样品进行检验。以拟定限度为标准，共检出25种禁用农药，其中部分农药残留严重超标——以克百威为例，这种禁用农药在10个研究的药材品种中的检出率为9.4%，检出最大值达1.619mg/kg。

　　结合研究结果，课题组提出了相关重金属和禁用农药残留的限量建议值。就课题组的建议限度，国家药典委组织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专家进行讨论，委员中也包括农村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家，经充分讨论形成公示稿后，标准草案正式对外征求意见。

　　“药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但监管必须零容忍。”金红宇认为，药典标准是对中药材及饮片最基本的质量要求，其目的是引导行业规范发展，中药企业应该意识到，药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要主动承担起主体质量责任。

广开言路，答疑解难

　　药材及饮片（植物类）重金属及禁用农药残留的国家药品标准检查限度一经公示，便在行业中引起了热烈讨论。在国家药典委看来，行业的充分讨论有利于标准的完善。

　　“全面制定药材和饮片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是2020年版《中国药典》的进步之处，这是一项重大变化。现在还处于公示期，我们要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多听取大家的意见。”金红宇说。

　　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双成在交流中介绍，国家早在“九五”时期就开始了中药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相关研究，包括国家“十五”科技攻关专项，“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检测方法、检测标准、检测平台的建立，以及符合中药特点的中药外源性污染物残留限量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相关工作持续推进，直到现在仍在继续。

　　而《中国药典》从2000年版开始就着手建立中药外源性污染物的检测方法，2015年版对人参等具体品种限定了农药残留量，在2020年版的编制大纲中将“全面制定中药材、饮片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列为重点工作。可以说，有效控制外源性污染物对中药安全性的影响，是一项早已开展、仍将持续的工作。

　　在这次交流会上，企业代表惊叹于标准制修订背后调查之细致、研究量之巨大和思虑之周全，也表达了对新标准执行细节的疑惑。国家药典委相关专家对此一一进行解答。

　　有企业代表提出，新标准能否延后实行，给企业留出适应期和过渡期。马双成解释，结合历版药典的颁布和实施程序，2020版《中国药典》预计会在2020年底执行，企业其实有1年多的时间来制定计划，调整工作方法。

　　有企业代表担忧，新标准实施后，此前生产、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饮片如被检验机构检验发现不合格，企业是否会面临处罚。对此，马双成告诉企业，按照以往药典颁布实施的惯例，新标准适用于标准实施后生产的产品。

　　有企业代表诉苦，增加新的检验项目后，购置新的检测仪器、培养技术人员，购置对照品，企业的检测成本会大幅度上升。对此，中药材与饮片第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屠鹏飞建议多家企业合作建设公共实验室，或委托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批量检验，以降低检测成本。金红宇则建议企业广泛收集数据，逐个品种分析质量风险。他同时建议仿效食品农产品管理模式，由国家设立中药市场安全监测网络，实施有效监管并向社会提供风险数据。

　　在交流过程中，企业普遍表示支持中药外源性污染物限量标准的建立，认为这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塑造中药产品优良的社会形象。但他们担忧，从产业链后端去撬动前端、推动药农规范种植，恐怕存在困难。

　　对此，一家药材种植企业的负责人现身说法，告诉同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他曾在深圳津村工作18年，参与了该企业低农残生态人参的渠道建设。据他回忆，让药农降低农药用量起初艰难推进，但随着低农残生态人参经济效益显现，当地药农的意识扭转，如今他们基本建立起规范种植的观念。在他看来，如今要扭转滥用农药的局面，当务之急就是先把标准建起来，为相关药材种植建立规范、树立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