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独处，是与书为伴的最好时间。听着喜欢的音乐，读喜欢的书，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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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宾馆后，霍尔顿直接打车去了中央车站，那儿离约会地点很近，便于跟老萨丽约会。之后，霍尔顿将行李寄存在车站寄物处，还去吃了个早饭。此时，霍尔顿发现自己的钱不多了。

在吃饭的过程中，霍尔顿遇到了两个拿着手提箱的修女。看着这手提箱，霍尔顿想到了以前的一个室友狄克·斯莱格尔。那时，斯莱格尔用的是一个极不值钱的手提箱，而霍尔顿用的是一个很值几个钱的精致皮箱。但斯莱格尔并不和霍尔顿一样把箱子放在架子上，而是塞在床底下，这样人家就看不见他的箱子跟霍尔顿的箱子并列在一起。

为此，霍尔顿嘀咕道：“我为这件事心里烦得要命，真想把我自己的手提箱从窗口扔出去，或者跟他的交换一下。”

看得出来，霍尔顿很在意这些，他不希望自己无意地使用一个值钱的箱子而伤害到身边那些家境不好的同学的自尊心。从这里我们能发现霍尔顿的善良，也可见他对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因此产生的各种畸形观念的不满。

然而，当霍尔顿把箱子也扔到床底下好不让斯莱格尔产生自卑感时，老斯莱格尔又把箱子从床底下拿出来放回柜子里。后来，霍尔顿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斯莱格尔想让人家把霍尔顿的箱子看作是他的。这样他就能有所谓的优越感了。

这真是扭曲、畸形又可笑的想法！最后，霍尔顿不得不提出换房，和傻杂种斯特拉德莱塔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箱子和霍尔顿的一样好，没那么多麻烦。

说回那两个提手提箱的修女，因为就坐在霍尔顿旁边，于是霍尔顿就和她们闲聊起来。不得不说，霍尔顿喜欢这两个修女，尤其是与霍尔顿交谈甚欢的那位。霍尔顿敬佩她们的奉献，他们从慈善聊到英国文学，在被问到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喜欢谁时，霍尔顿说喜欢那个被朱丽叶堂兄杀死的茂丘西奥，因为“只要有人给人杀死，我心里总会难过得要命——特别是死的是个十分大方、十分有趣的人——况且不是他自己不好而是别人不好。”

霍尔顿和修女的谈话在愉快中结束了。在这过程中，霍尔顿很庆幸修女没有问自己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一旦她们问了，而自己又回答不是的话，谈话总不会像现在这样愉快地结束，至少说是“差异对愉快的谈话没什么好处”。

在与修女交谈结束后，霍尔顿开始向百老汇走去。在路上他看到了一家三口，孩子的父母一边讲话一边走，一点也不注意他们的孩子。那孩子却很有意思：不是在人行道上走，而是在紧靠界石的马路上走，一边走一边哼着歌“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

汽车来去飞驰，刹车声响成一片，他的父母却一点也不注意他。这让霍尔顿的心情舒畅了不少，心里不再像先前那么沮丧。也许一看到孩子，霍尔顿就能联想到自己的妹妹，所以心情就会好起来。

到这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含义已渐渐明晰。让孩子一路哼着歌走着，不要给他太多的管束和要求。来往的车辆以刹车避免对孩子犯错后的致命伤害。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的，是一个个成长路上自由自在的孩子啊！

霍尔顿和老萨丽的约会在这里就不多做叙述了，正如霍尔顿所说，“和一个假模假式的姑娘看一场假模假式的日戏有什么好描述的呢？”

约会最后，霍尔顿依然没有忍住而说出了那句话：“喂，咱们走吧，你真的讨人厌极了，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你可以想象老萨丽听到这话时的表情。那真是可笑极了！

与老萨丽不欢而散之后，霍尔顿又准备去见见老朋友卡尔·路斯，一个喜欢谈性问题的“聪明”家伙。在去赴约的路上，霍尔顿突然想起了战争。他对战争讨厌极了，他认为待在军队比上战场被人打死还难受。甚至于说“要是再发生战争，我打算他妈的干脆坐在原子弹顶上。”

霍尔顿对战争的吐槽读起来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但是当我们思考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时，不难发现其中更深刻的含义。

该书发表于1951年，成书背景大抵为战后的美国。不难想象，塞林格在这个时候写一本书是一种什么心理：大抵不过是迷茫焦躁和不安，以及对战争的厌恶情绪。这也是当时弥漫在美国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