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丹尼尔·沃特有5天时间搬家。

沃特站在屋子里，看着堆放在客厅中的塑料箱子，里面装着他的衣服、电源线、游戏卡和动物玩具。心爱的吉他仍然挂在墙上，他相信，把它留在这里更安全。

7月30日，在美国纽约苏豪商业区，人们从一家招租的店面旁走过。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他工作的酒吧关门，3个多月来，他的救济金申请一直“卡”在华盛顿特区政府就业服务部门的繁文缛节里，电子邮件得不到回复，电话占线没完没了，自动语音信息循环往复。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首都，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与沃特同样的窘境中。截至7月29日，华盛顿特区的就业服务办公室处理了超过13.3万件救济申请，几乎是2019年全年的5倍。

第一轮联邦疫情紧急援助计划行将结束，国会两党在第二轮援助的范围上陷入僵局。这条新闻对沃特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第一轮援助也没有他的份儿。

绝望有时会转化成愤怒。6月下旬的一个周五，沃特破旧的苹果手机响起，首都华盛顿市长穆里尔·鲍泽的一名助手对他此前的留言和抱怨进行了回应。

“我理解你的沮丧。”这位助手说。但她没给他带来任何好消息。

“你能帮我个忙，每天帮我检查一次（申请进度）吗？”沃特恳求道，“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我觉得是因为申请者太多了。”她承诺替他跟进，然后祝他“周末愉快”。

沃特凝视着客厅。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落在他还没打包完毕的行李上。他的银行账户透支了，钱包里还剩10美元。也许一个星期后，他就会无家可归。

“哦……”他咕哝着，“我将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救济金缺席，他们的生活被颠覆

卢卡莎·罗林斯也是30岁，在当地的超市工作，同时学习护工课程。3月，一条短信通知她，有个同事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第二天又来了一条短信，又一个同事是阳性。到4月时，她工作的超市已有6名员工感染了新冠病毒。

罗林斯怕得不行，因为她独自抚养着一个10岁的孩子，8月将迎来第二个。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她辞职了。这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她在银行里只有500美元存款。幸运的是，由于离职是出于健康原因，她有资格获得疫情补助。

在补助到账前，该把钱花在食物上，还是付房租？罗林斯选择了前者。她储备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上网寻找耐储存食物的食谱。她说自己开启了“求生模式”。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罗林斯苦苦等待的支票没有出现。房东通知她，由于当地在疫情时期的特殊措施，眼下她不会因为拖欠房租而被起诉，但他会替她记着这笔账——每月1297美元。

在罗林斯家几公里外，48岁的托马斯·肯纳利睡在亲戚家的沙发上。疫情暴发前，他和妻子刚刚卖掉了他们在华盛顿的联排别墅，以免它沦为“死当”。妻子搬回娘家，肯纳利在姐夫家的客厅里借宿。他曾是位警官，2001年在执行任务时遭到枪击，此后离开了执法部门，如今在亚马逊公司的物流中心当兼职送货员。因为疫情，这份工作也丢了。

肯纳利在4月申请了救济金。他没有电脑，只能用手机申请。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回音。

社会服务体系在关键时刻瘫痪

肯纳利、罗林斯和沃特都需要美国政府的帮助，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疫情重创了该国经济，导致全美近5000万人失业。

《华盛顿邮报》称，本应为应对这种情况而存在的社会服务体系，却在关键时候瘫痪了。

“我们每天接到大约200个关于福利的求助电话，这不是全部。”华盛顿特区法律援助协会的律师妮可·杜利告诉《华盛顿邮报》，“很多人被拖延着。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市政府）应付不过来。”

因疫情而失业的人们有两个主要的援助申请渠道：失业保险，以及今年春天通过的《联邦援助法案》，后者提供额外的补贴。该法案还针对没有资格获得传统失业保险的人们启动了大规模援助计划，这些人包括零工、独立承包商和小企业主。这笔资金本应在4月到位。

然而，在华盛顿特区，失业者必须先申请传统失业保险，被拒绝后，才能申请疫情补助。后者只能通过网络用英语申请。申请网站仍然是本世纪初的模样，非常难用，服务器也不稳定。

求助电话同样难以指望。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5月，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一群学生花了一周时间，才打通市政热线电话。据报道，在5月11日至15日之间，643个求助电话中只有20%接通了；在上午9点到中午之间拨打的电话，只有9%能接通。特区官员表示，已紧急增派接线员，到7月底，接通率达到了64%。

但《华盛顿邮报》发现，打通电话前，平均等待时间仍然长达一两个小时。

肯纳利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几个月来，他每天等在热线上，听几个小时自动播放的古典音乐。福利申请还是没有回复，没人告诉他为什么。

“每次我都要在电话上等3个小时。”他说。

罗林斯也经常给市政府打电话，因为她储备的粮食快要见底了。

“我就像在拼命游泳，以免被淹死。”她说，“以前，我觉得这些都是第三世界的人们才会关心的问题，但现在，我开始怀疑我们可能活不下去了。”

沃特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然后对着枕头愤怒地大喊大叫，或者捶墙。电话打不通，让他离无家可归又近了一步。

“我该去哪里？”他说，“跑到鲍泽市长的台阶上尖叫？”

陷入孤独、绝望的恶性循环

8月1日，星期六，离沃特被扫地出门还有4天时间。他坐在门廊上，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数着钱包里仅有的钞票。两张。满打满算，他所有的财产是7美元。

不过，他有地方住了，远在370公里之外。沃特68岁的父亲给曼哈顿的一幢摩天大楼当维修工，他告诉儿子，可以去他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居室公寓里睡沙发，还汇来100美元路费。

“要么睡在这条街上，要么去我爸那儿，别无选择。”沃特说。

17岁时，姐姐在车祸中丧生，他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十分糟糕。他离家出走，此后一直在朋友家借宿，或是睡在车里，偶尔露宿街头。

100美元够从华盛顿搬到纽约吗？手机账单到了：50美元。如果给手机缴费，剩下的钱还够用吗？华盛顿到纽约的长途汽车还通行吗？

沃特喜欢他在酒吧的工作。成为摇滚明星的梦想破灭后，他觉得，要是能常年在酒吧驻唱也挺不错。然而，鲍泽市长在3月16日关闭了当地的酒吧和餐馆。

沃特找不到工作。父亲不时汇来50美元或100美元，解他的燃眉之急，同时也给他带来愧疚。“我这儿又多了100美元，而我爸兜里又少了100美元。”他感到绝望，不再愿意跟人打交道了。

就在几公里之外，罗林斯也在和类似的情绪斗争。她感到孤独。似乎每天都会有一个朋友给她发信息，说自己失业了。

罗林斯得知，她的申请被延期，原因之一是她填写2019年的税单时出了错。她尴尬极了，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愿向朋友和家人寻求帮助。

“我看到其他人都在努力奋斗，但我呢？”她说，“我现在一团糟。”

肯纳利也很沮丧。一名市政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的福利被拖延，是因为他用手机填表格时填错了信息。政府在6月承诺加快审批他的申请，但一封重要的电邮被他的邮箱当成了垃圾邮件，导致他白白多等了一个月。“我没有电脑。”他解释道，“我就是玩不转那些东西。”

沃特从银行取出了父亲汇来的钱，5张20美元的钞票。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他想先来点早餐。顶着大太阳回家时，买瓶水总不能算是乱花钱。至于手机账单——附近可能有服务商的门店，但他们接受现金付账吗？或者，应该先申请延期？

之后的问题是纽约。他该怎么把行李运过去？107美元是他的全部财产。

不流落街头就是幸运

7月30日，一个炎热的上午，罗林斯的儿子问，他能不能去街角的冰激凌店买点冰激凌。罗林斯记得账户里只剩3美元了，但不舍得让儿子失望。她又查了一下余额。

账上有1000多美元。补助到账了。罗林斯哭了起来。

“买它一整盒！”她对儿子说。

接下来的一周，失业救助陆续到账，她的余额达到了7000美元左右，总算能应付房租和伙食了。

肯纳利也还算幸运。几轮电话之后，他找到了一名小领导，后者查来查去，告诉他手续毫无问题，被拖延应该只是“付款流程”的问题。

“知道钱很快就会来，我松了一口气。”肯纳利说。

沃特和他的塑料箱子在8月3日深夜到达纽约布朗克斯。叔叔正好来华盛顿，让他搭了车。

出发前一天，沃特接到了就业服务办公室的电话，说他的一项援助申请被拒绝了，但可以申请另一种。对方解释说，他被拒是因为没申请传统失业保险，但他应该能获得疫情补助。

失业3个半月之后，沃特把在首都的最后一天全部花在从头开始申请失业补助上。所幸，现在他对申请流程已经很熟悉了。

对接下来的“套路”，他同样熟悉：满怀希望，盼着急需的钱到手；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气愤；在沮丧中继续等待。

在纽约，他会有片瓦遮身，不必流落街头，但只是换了个地方挣扎，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善。

到达纽约时，沃特的钱包里还剩下1美元。

编译：中国青年报 @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