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美国总统大选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届。在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后，特朗普和拜登以及其后的共和党、民主党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目前内华达州及阿拉斯加州等州的选举结果尚未公布。而特朗普也对此前预先投下的邮寄选票清点产生质疑。

特朗普与拜登。

按照比利时学者达维德·范雷布鲁克的说法，这或许是“代议制”选举无法避免的困局。这是因为，在他的理解中，人们错误地将代议制选举等同于选举，将选举等同于民主。不过与他此前总结的“民主疲劳综合征”不同，在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中民众并未表现出“综合征”，投票率反而高于往届。

民调、政治标语和候选人个人魅力的影响之下，与人们所做出的选择可能并不能表达完整的个人选举意志。如果参与讨论、论证，人们或许会改变他们最初的选择。

他不同意目前的一些拯救观点。比如有的认为问题根源是精英个人品格，但是解决之道有滑向民粹主义的危险。有的认为间接民主才是病源，但是又可能会变成疯狂的直接民主。他提出的方法是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参与政治，并回到古雅典时代探索其实践，即每个被认可的市民都可以被抽中而参与立法、决策。他承认可能抽中庸碌者，因此还需选举作为补充。

范雷布鲁克并不是政治学家，更准确的身份是作家，但他对选举民主的多元观察，以及对政治学研究的借鉴和判断，使他的写作为反思民主制度困境提供了一种方案——当然他其实高估了抽签的地位及其可操作性，也可能低估了目前“代议制”的适应能力。

下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反对选举》一书第四部分。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比利时]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摘编｜罗东

《反对选举》，[比利时]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著，甘欢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

一个质疑：这种现象正常吗？

1988年8月，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在美国期刊《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文章，区区两页的内容竟让人大吃一惊。该篇文章的发表恰逢老布什战胜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赢得大选的前几个月，这两位都是各自政党经过长期且大范围的初选和全国性政党会议后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在美国，这样的选举淘汰赛一般从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且媒体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因此这两个州获得了远超其应有的关注。

候选人如果在这一局获得好成绩，就会得到更多上电视的机会；如果结果不理想，就会丧失机会，遭遇资助人撤资。所以，在政党的支持者们还未开始斟酌人选之前，媒体和赞助人的游戏规则已经就这一问题做出了裁决。

詹姆斯·菲什金提出了质疑：这种现象正常吗？这样的程序在何种程度上称得上民主？这位得克萨斯大学的年轻教授对近年来该领域的著述了如指掌。他读过政治学家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几年前发表的《超越对立民主》（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曼斯布里奇认为，美国有对立式和统一式两种民主传统：前者是对抗的，后者是相互尊重的；前者让各党派相互对立，后者允许民众共同探讨政治。詹姆斯·菲什金当然也读过本杰明·巴伯尔（Benjamin Barber）1984年出版的《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一书，这是20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著作之一。巴伯尔在书中区分了强势民主和弱势民主，认为当今民主的代表性和冲突性就是弱势民主的特征。

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美国政治哲学家。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作为二战后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翰·罗尔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主张民众更广泛地参与关于未来社会构建的讨论。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警惕现存制度的局限性，这类讨论无疑将在理性的氛围中展开，并且能使民主更加正当合理。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 ），德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

难道不应将这些新观点付诸实践吗？菲什金在《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中提出了方案：在两周内从美国各地召集1500位公民以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所有总统候选人，请这些公民听取各候选人的工作计划，并展开共同探讨；而其他人可以通过电视媒体跟进他们的协商，以便做出更加合理的选择。菲什金有意重拾雅典民主的两个方面，那就是参与者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并且可以获得一笔报酬，以此来保障最大程度的多样性。“具有任意性的样本才能带来政治平等。理论上，所有公民都有均等的机会被选为参与者。”政治机会均等意味着雅典范式的浴火重生。但菲什金主张的具有任意性的样本并不仅仅是一种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只能获得公众未经深思熟虑的观点……而协商民调可以测量公众在有机会考虑时的想法。”

抽签挑选在回归？

纪录片《投票选举解密》第一季(2020)画面。

协商民主就此诞生，在这一制度下，公民不仅为政客投票，而且会相互讨论，或是与专家探讨。集体讨论在协商民主中占据核心地位，所有参与者基于获得的信息以及自己的论据，就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具体合理的方案。为了避免某些能言善辩之人打乱这种集体进程，参与者一般被分为多个小组，并且配有专业的调解者和事先定好的流程。近些年来，以协商民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几近爆发式地问世，不过为它们提供启发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事件。菲什金解释道：“把政治平等和协商相结合的方法可追溯至古雅典时期，那时候，人们用抽签选出的几百人组成协商民主团体，从而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随着雅典式民主的衰落，这种实践被慢慢废弃，随之被人们遗忘。”

菲什金不断探索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一心想要将想法付诸实践，但到1992年大选之时他仍未准备妥当。如何让参与者抵达预定场所？他们在哪里过夜？两个星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1500人着实是个不小的数目。因此，他调整了自己的计划：召集600名参与者且活动仅持续一周。如此一来，其方案不仅更具可行性，而且仍能保证结果的代表性。在英国组织了几场小规模的协商活动之后，菲什金终于在1996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鲍勃·多尔（Bob Dole）对阵竞选总统之际准备好了。

1月18日到21日，第一次协商式民意调查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展开。菲什金收到了来自包括美国航空、西南贝尔（Southwestern Bell）、奥斯汀市政府、美国公共电视网在内的赞助人共计4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美国公共电视网对这次讨论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直播，以便让广大民众可以跟进抽签选出的公民代表和不同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商议沟通。这次活动虽然得到了如此大力的支持，但仍遭到了不少反对。一些舆论公然抨击此次动议，甚至在活动开始之前，《公众观察》杂志向全美国的记者都寄送了反对文章。公众集中讨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不是人心所向，毕竟这是“危险”的。

菲什金并不气馁，身为学者的他希望探寻这种模式的民众讨论可以带来什么。他让参与者分别在讨论前、讨论中和讨论后填写问卷，以便测评他们观点的发展变化。参与者们在活动前收到了描述纯事实的材料，并获得了相互探讨或与专家对话的机会。这样做真的可以影响参与者的观点吗？他们大部分人“互相尊重、富有幽默感、有着共同的追求，从而造就了一个可以包容不同意见的集体氛围”，这给观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测评的结论令人惊叹。在讨论前后，公民的观点差异相当巨大，整个讨论过程无疑提高了公民代表政治判断方面的能力与老练程度，让他们学会了适时调整自己的观点，感受了政治决策的复杂性。这次测评首次科学地证明，一旦有合适的方法手段，普通民众也可以成为胜任政治任务的公民。菲什金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摒弃那种“被民调、政治措辞摘录和标语主导的大众民主”，建立能听到“真正民众声音”的民主制度，为强化民主化进程提供机会。

纪录片《雅典，重返雅典古卫城》(1983)画面。

协商民主：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

菲什金提出的协商民主可谓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真正转折点。但在他之后，无人再继续深入探索。对协商民主给病入膏肓的选举代议民主制带来强劲驱动力的可能性，谨慎的研究者们都心存疑虑。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不应局限于游行、罢工、写请愿书或其他被允许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动员，他们应该深入各个政府机构。菲什金后来在世界各地亲自组织了数十次协商式民调，其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他的工作所在地得克萨斯州曾多次通过抽签挑选公民代表，他们共同协商当地能源问题，这一议题对于盛产石油的得克萨斯州而言颇为复杂。经过协商讨论后，愿意支付更多的钱使用风能或太阳能的公民比例从52%增长至84%。正是由于支持者数量激增，得克萨斯州成为2007年美国拥有最多风力发电机的地区；而在十年前，得克萨斯还落后于平均水平。在日本，人们就养老金问题进行了协商；在保加利亚，人们讨论了对吉普赛人的歧视；在巴西，共同商议针对的是公共服务行业的问题。类似情形不一而足。每一次协商都会带来新的法律条文。协商民主似乎在极度分裂的国家或地区也能运转，北爱尔兰就是一个例证。菲什金让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父母就教育改革进行商议，他发现那些愿意互相交流而不是内部探讨的父母能够提出更为具体可行的建议。

在其他国家，新的公民参与模式备受追捧。自1970年代以来，德国开设了计划单元（planungszellen）。丹麦于1986年设立了技术理事会(Teknologi-radet)，这一与议会并行的机构鼓励普通民众积极讨论新科技（如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使用后果。法国于1955年创建了公开辩论全国委员会（Commission nationale pour le débat public），公民因而可以参与环境和基础建设等问题的协商。英国则设立了公民陪审团（Citizen Juries）。而佛兰德斯在2000年创建了社会与科学研究所（Institut Samenleving en Technology）,动员民众参与科技领域的公共事务。此类参政模式不胜枚举。网站participedia.net发布了近年来数百次协商案例的相关信息，而且据其统计，协商项目的数量与日俱增。

在城市中，这类实验可取得最佳效果。纽约市邀请普通民众参与为期两天的讨论，就世贸大厦遗址上的重建工程做出决策。在曼彻斯特，讨论的主题是如何预防犯罪。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以及北美洲的诸多城市，公民都直接参与了制定预算政策的协商活动。在中国的温岭，抽签选出的公民可以就大型基础工程项目的优先顺序提出建议。2013年，在鹿特丹南部和比利时的亨克，众多公民代表讨论了未来的主要社会经济挑战。

纪录片《希腊迷城》(2006)画面。

参与式民主的推行范围不只是地方或国家。欧盟开展了大规模的协商民主活动（2005年的“共识会议”、2007年和2009年的欧洲公民协商会议），并称2013年为“欧洲公民年”。

不管协商以何种模式进行——公民陪审团、“小众讨论”（mini-publics）、共识会议、协商式民调、计划单元、公共辩论、公民集会、人民议会、市政厅会议，活动组织者都一直认为在两次选举之间聆听民众的声音大有裨益。随机的代议民主制极大地丰富了选举代议民主制。

要进行一次协商活动，首先需要确定代表性样本。如果公民自己主动前来参与活动，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具有极高的积极性而且会尽心尽力。但自荐也有弊端，那就是这类公民大多是30岁以上、受教育程度高且极具辩才的白人男性，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公民”（citoyens professionnels）。这并非理想的样本。如果通过抽签来招募参与者，我们可以获得多样性更强、更为合理的样本，但这样做成本更高，因为获得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样本的费用相当高昂，而且并非自愿前来的参与者事先对所商议之事知之甚少，可能很快就会对协商活动感到兴味索然。简言之，自荐可以提高效率，而抽签可以确保合理性。人们有时会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先抽签再自荐，或是先自荐再抽签。

原文作者：达维德·范雷布鲁克[比利时]

编译：（中国）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