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上午9点，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端学术会议资助的科学文化高端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412室召开。

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上海社科院、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的十多位学者围绕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中国文化及其表现、西方文化及其表现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尤煌杰：“义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台湾辅仁大学的尤煌杰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从“义利之辨”到“治国平天下”：探究先秦儒家的经济伦理》。

他以台湾上世纪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而今逐渐失去发展动力的现象切入，首先对儒家的义利观念进行梳理，认为儒家既不赞同“为义绝利”，也不赞同“舍义求利”，而是抱持中庸的“义与利相容，义先利后，利在其中“的态度。然而义利本不相属，很难保证“义先利后，利在其中”。接着探讨了儒家对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解读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在于施行仁政，义利之辨是其基本原则，解决经济问题只是初步手段，后续的步骤要以礼乐道德来提升人民的素质。最后对以“义利之辨”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进行了反思，认为义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提出“面对当今之世，固然可以弘扬儒家思想以提升人民德行素质，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不宜固步自封，仍需要以更有智慧的思想观念来补充儒家思想的主轴。”

贾玉树：“我装备故我在”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贾玉树教授以《全球化时代的科学文化与区域性民族文化》为题，以《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引入，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科学与人文并非对立的关系。接着对中西人文传统中的理想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比较。通过对伏羲发明的举例和《易经》中“网罟取诸《离》、耒耜取诸《益》、舟楫取诸《涣》、车驾取诸《随》等”的分析，他提出技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技术起着自我和外界沟通的作用以及装备是技术的物化，而人之为人，在于主体和装备的结合。从而提出“我装备故我在”的观点。最后通过对科学、技术、工程、装备的比较，强调了装备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徐志宏：关于中西文化悖论的产生与消解

来自复旦大学的徐志宏副教授以《对中西方自然观差异的一点再思考》为题，围绕中西方自然观展开报告。

她首先分析了中西方自然观差异的一种共识即对立式的欧洲文明和内蕴式的中华文明，从而可以推出“西方文明是对抗自然的，中国文化则是顺应自然的。”这一结论显然与事实相矛盾：倡导对立的西方文明出现了环保运动，而倡导天人合一的东方文明却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环保理念是基于对西方自然观（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思所得出的结果，以此化解西方文化的悖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意识的缺失亦可以解释其所产生的矛盾，缺乏个体意识也会引发边界意识模糊的问题从而导致缺乏尊重的可能性。

最后提出要公允地看待中西文化差异，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西文化“至少大大增加了融合的可能性”。然而“今后的方向在哪里，依然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陈红兵：“传统工匠精神需要同高新技术结合产生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东北大学的陈红兵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加强技术文化概念的研究及其当代价值》。她首先提出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科学的精神气质追求科学的无私利性和公有性，科学研究具有基础性；技术则追求与之相对的私利性和私有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特定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而且具有极强的替代性特征。如果忽视区别，在制定科研管理政策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不公平等问题，从而阻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其次，由于技术具有极强的替代性，新技术时代下的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是很快的。不仅要考虑大多数人对新技术的可接受性问题，也要考虑传统工匠精神已不再适应，“需要与高新技术结合产生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最后，不能忽视技术的另一大特征：维护性。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时期的“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下复杂的技术要求“我们的预算不能仅停留在生产和投入使用阶段，也要考虑到维护和运行的成本。”

陈红兵教授还提出今天中国很多领域内的技术理性并不强，不能和西方一样停留在对技术的批判阶段，反而应该加强。应把技术发展当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具之一，从而加强技术文化概念的研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李树雪：“阿伽西提出科学是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山西大学的李树雪教授以《阿伽西的科学文化多元论》为题，从三个层次展开报告。第一是关于科学何以依赖文化语境的问题，对比了科学在各学科中的不同认知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表达。第二是关于科学认知的多元文化表达。认为阿伽西科学认知的多元文化表达体现在他的科学史观的特征中，如“强调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主张多元论以“让毫无疑问的东西与有疑问的东西并驾齐驱”、“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在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消解分界线”。第三是对科学文化多元论的思考。提出阿伽西的科学文化多元论对重建科学史的意义。

席恒：“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陀已经等候多时了”

西北大学的席恒教授报告的题目为《科学研究中的文化聚集效应》。

“社会科学研究路径即从思维到应用。”席恒教授认为，在思维阶段是从现象学研究到短暂的发生学研究再到最关键的逻辑学研究。应用阶段则要从机理性研究开始，再进入到政策性研究，最后到科普性研究。机理性研究首先要求搞清楚问题，他举例到：“我在研究延迟退休年龄问题时首先对退休年龄做了定义”。他接着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影响政策”，“不能为了课题而课题，而要思考社会效应。”进而一项政策“只有让老百姓理解了，才能真正被接受。”因此科普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当下国内所缺失的。

接着他分析了科学家共同体的文化聚合效应和科研团队的聚合效应，他认为不同知识结构的科学家要有包容和学习的心态，并提倡跨领域的广泛合作。

“‘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陀已经等候多时了。’哲学要有超前的理念，指导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许若干年后才能实现。”他说道。

成素梅：“智能文明时代，人开始对自我反思”

上海社科院成素梅教授发表了题为《从人类文明的演变看科学文化的本质》的报告。她首先提出在人类文明的演变中，根据不同的联合方式将文明形态可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智能文明。

在西方文明演变的进程中，她认为科学产生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即“人成为人”的第一次选择与机遇。接着她说到：“我认为把智能革命说成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不妥当的，因为智能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人成为人’的第二次机遇，人对自我的反思 ，人的内在本质的揭示。”

她提出西方智能文明对应“监控资本主义”的概念，智能文明时代是“社会-技术”相互纠缠的社会，科学文化在走向融合和多元，从而哲学中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放在首位，这就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提供了机遇。

“加入更多科学精神”

上海理工大学许良教授从西方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切入，认为中华民族并非宗教民族，而是提倡实用主义的。接着他举例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老百姓大多并不知道她的成果为我们带来的意义。而对于明星的动态却了如指掌。我认为加强科学精神需要加强教育以及媒体正确的引导”。

天津师范大学赵冬教授认为当下公共决策中需要加入更多的科学精神。“在席恒教授提到的科普问题中还存在着部门执行者缺乏对政策的深入把握和理解的问题。”

李侠：“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知识结构的升级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报告的题目为《知识存量结构、知识生产与成本惯性》。

李侠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的知识存量结构情况：中低端水平的知识产出居多，而高端水平的知识产出仍然比较稀缺。并以论文产出量、专利数量、专利转化率、高端知识产出、热点论文等的国际对比作为依据。其次根据一系列数据对比，如2018年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排名、中美科研人员教育水平和时间分配对比、我国近20年来基础研究投入和科研投入等直观体现出知识生产中遭遇到的障碍因素。最后在对知识结构与成本惯性的分析中，提出“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知识结构的升级问题”。

基于对知识存量结构、知识生产与成本惯性的分析，他提出四点建议，如科学共同体采用排名制以减少竞争强度；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降低科研人员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国家减少各类企业补贴，增加社会对高端知识的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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