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疫情，媒体持续报道，公众持续关注。目前来看，这已经不只是武汉人的事情，已经成为每个国人都要关注的事情。但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冲在“第一线”的人，依然是我们敬爱的医务工作者。因为，只有他（她）们更知道该怎么办。

然而，回首过往，无论是媒体的声浪，还是患者（患者家属）的言语，对于医务工作者都存在很大的偏见。甚至，多次出现“伤医”，“杀医”事件。虽然，我们总说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每发生一起血案，都会让医务工作者寒心，伤心。

是的，医生也是人，也要挣钱吃饭养家，所以，在谈论医德的同时，也要知道医生也是普罗大众中的一员。他（她）们也会有情绪，也会因患者（患者家属）的咄咄逼问而感到烦躁，甚至，也会有些许厌倦。然而，作为人来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儿。

所以，当患者（患者家属）总是认为医生不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平心而论，你们什么时候为医生着想过。于此，在面对肺炎疫情时，我们不妨假设一个逻辑。如果说，患者（患者家属）总把病情的好坏归于医生的责任，认为医生只能治好，不能让病情恶化，并且把坏结果让医生来买单。那么，同理而言，是不是医生认为“肺炎疫情”危险，就应该拒绝救人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毕竟，当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时，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只能“自身自灭”。说到底，正是因为，有一群人总是愿意挺身而出，才会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给予我们光明和希望。并且，我们相信，在面对这次“肺炎疫情”时，医患的信任又会迎来高光时刻。

因为，当我们发现，刷屏的已经不再是春晚，而是满目医务工作者的身影时，或许你才知道，他（她）们才是最值得敬畏的一群人。尤其，对于那些有亲属被卷入“肺炎疫情”中的人来讲，无论自己的亲人怎样，可能他（她）们都会感激医务工作者的日夜奋战。因为，他（她）们（医务工作者）代表希望和可能性。

“重大疫情”时，“医患信任”迎来高光时刻，这其中有“主动的信任”，也有“被动的信任”。但是，总体上来讲，“听医生的准没错”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对于“新型的病毒”而言，能否顺利的战胜，这并非关系一个人的性命，而是全国人的生命。

因为，所谓的“关系构建”已经从“个体对医院”，变成“全民对病毒”。这种时候，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力而为，而且要绝对性的相信医生。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在面对疫情时，作为患者（患者家属）也清楚，除却信任医生，别无选择。

并且，作为医生来讲，在面对疫情时，也有恐惧的心理，作为人来讲，这是正常的。只是，恐惧归恐惧，当他（她）们在面对患者（患者家属）的求生欲时，或许，恐惧也就成为一种托付。毕竟，生命的意义本身，更在于一种成全与被成全。比如，医生成功救治肺炎疫情中的患者，医生成全患者生的权利时，患者同时也在成全医生的职业使命感。

从“别无选择”到“必须信任”，这是“医患关系”的一种重建和互动。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只有从绝望到重生，才能理解什么是同理心。而这或许是一场灾难后，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当然，这也是人类本性中，最大的弱点。

然而，透过绝望，我们看到的勇敢和无畏。也正因为如此，生命从来不会孤独。只是，这份不孤独，不只是患者的感受，也是医生的心声。并且，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互不孤独，能在疫情过后，依然被延续。因为，比起疫情的突袭，医生救死扶伤，才是人间常态。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儿，即便我们付出金钱，也不能对医生进行绑架。何况生命面前，金钱都会显得无助。于此，面对那些勇敢无畏的医务工作者们，请放下质疑和偏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肺炎疫情中，都能看到坚定的信任。

是的，“救人很重要”，可“信任的延续”更重要。我们期待看到的图鉴中，患者（患者家属）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医生赋权”，而非执念“医生做主”，却在内心充满极大的不信任。并且，只要不如意，就开始“拿医生开刀”。

在我们的常识里，从来没有提醒过医生需要教育患者（医学常识层面），或赋予患者参与医疗决定的权力。相反的 ，患者（患者家属）就是来买服务的，治不好是要找麻烦的。这导致，医患信任显得比较市场化，并没有上升到基本的伦理问题。

并且，在现实的医疗互动中，很多患者并不知情自己的病情。医生只要能把病治好，貌似就可以。所以，当治不好的时候，就会冲突很大。并且，只有在面对重大疫情的时候，医生和患者才能站在一起，为共同的利益并肩作战。

不得不承认，治病救人之所以“冲突不断”，最大的问题在于，国人较少考虑“医治伦理”层面的问题。而是，将“医治问题”聚焦在得失问题上。于是，只要“花钱治病，就要看到疗效”，至于具体的病情因果，从来不去深究。

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时代里，面对重大疫情时，与其说医生在治疗患者，不如说他（她）们在观察患者，试着从经验出发推敲事情的发展，尽可能地减轻患者的痛苦。但是，即便如此，“医生赋权”依然是单方面的做主行为，而没有形成基本的良性互动。

这导致，“医治行为”历来的道德标注很高。并且以“善行”形容具体的医治过程。可是，这也导致，当利益出现倾斜的时候，“道德标注”会瞬间坍塌。于此，所谓的“道德标注”的底色之中，充满的是“利己主义”的色彩。所以，出现医患不信任，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重大疫情面前，医患因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而只是共同面对灾难的关系，所以信任才会变得简单。但是，这种纯粹性，却值得延续，比救出活生生的生命更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