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于2013年5月撰文《我的医疗选择》，宣称通过基因检测，确定自己携带BRCA1突变，医生估计其将来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颇高。为降低患癌风险，她选择保留乳房的双侧乳腺切除术，并于2015年宣布在腹腔镜下实施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报道一出，世界哗然，并引发了公共卫生界的“朱莉效应”，即接受基因检测的女性转诊量明显上升，发现携带BRCA突变的女性的数量也明显上升。遗传咨询和遗传检测在预防卵巢癌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NCCN指南所认可，通过对包含BRCA1/2基因在内的卵巢癌遗传易感基因进行突变检测，可以预测咨询对象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帮助医生做出正确及时的患者管理。另一方面，包含BRCA基因检测在内的HRD检测也能用于指导临床用药，为卵巢癌患者开启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提供依据。

BRCA基因是遗传性卵巢癌遗传检测的重中之重

个人遗传因素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了个人的肿瘤易感性。在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下，若父母有一方携带有致病的肿瘤易感基因改变，则他们下一代会有50%的概率从父母处获得这个缺陷基因（遗传易感基因）。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的染色体和基因异常，可使某些肿瘤的机会大大增加，病理学上称之为遗传性肿瘤综合征，通常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肿瘤平均发病年龄较散发患者早，且为成对器官的双侧肿瘤，如双侧乳腺癌，还可表现为同一个人的多发性原发肿瘤。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与BRCA1/2、RAD51C、RAD51D、BRIP1等基因有关，其中BRCA相关乳腺癌和/或卵巢癌占比最大，研究最多。一项对1 887例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BRCA1、BRCA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70岁前患乳腺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60%、55%，患卵巢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59%、16%。回顾朱莉的案例，其母亲在49岁时患卵巢癌，外祖母、姨妈均为乳腺癌，基因检测显示BRCA1突变，符合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S）。鉴于卵巢癌的高度致死率，我们不难理解朱莉“一切再切”的壮士断腕之举。

在所有卵巢癌患者中，HBOCS 占10%-15%，为了及早发现此类患者，有效降低患者及其家族的致癌风险，遗传咨询和遗传检测尤为重要。遗传咨询向咨询对象及其家属普及肿瘤风险相关的知识，为其选择遗传学及其他检测提供准确的信息，并能帮助咨询对象正确理解和接受检测结果；而在遗传检测方面，HBOCS中80-90%存在BRCA1和BRCA2的胚系突变，因此BRCA1/2检测是HBOCS的重中之重，此外还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多基因Panel检测等。遗传咨询和遗传检测在卵巢癌中的作用已经在2020年NCCN指南中明确，完整的遗传咨询应当包括获益，风险与局限分析、收集全面的家族史、收集详细的内外科病史、以及重点部位查体等；出现以下情况时需要进一步做遗传检测，包括：≤45岁罹患乳腺癌患者、≤50岁罹患乳腺癌且1位近亲罹患乳腺癌或家族史不明、≤60岁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男性乳腺癌患者、1代或2代亲属符合以上标准者（仅当患病家属无法进行检测时才对未发病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可用于评估咨询对象患肿瘤的风险、探讨后续检测和家族成员检测的必要性，并帮助患者接受及时而恰当的处理。

BRCA突变是开启卵巢癌PARP抑制剂一线维持治疗的金标准

针对遗传性卵巢癌患者的研究发现，携带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的患者通常预后较好，一项纳入34项卵巢癌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也显示，BRCA1/2突变的卵巢癌患者对铂类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更高，接受PARP抑制剂治疗的疗效也更好，因而具有更好的预后。从机制上来看，PARP抑制剂的作用是阻断DNA单链的修复，而含有BRCA突变的肿瘤细胞由于缺乏BRCA编码蛋白而无法通过同源重组来修复DNA双链断裂，因此在携带BRCA突变的肿瘤中使用PARP抑制剂，DNA损伤不断积累，最终将导致肿瘤细胞死亡。因此BRCA基因检测除了用于遗传咨询外，在临床上常用于指导卵巢癌患者用药。

基于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SOLO-1研究的卓越成果，2018年FDA迅速批准其作为BRCA突变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患者一线化疗后达到PR或CR后的长期维持治疗。在2年后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上， SOLO-1研究5年随访结果不负众望，让妇科肿瘤医生看到了晚期卵巢癌治愈的希望。其结果显示：奥拉帕利使BRCA突变卵巢癌患者中位PFS前所未有地延长了42.2个月，相比于安慰剂组的13.8个月，维持治疗组中位PFS长达56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67%（HR=0.33，图1）。奥拉帕利组48%的患者5年无疾病进展，而安慰剂组仅为21%，说明奥拉帕利一线维持治疗可使近一半的BRCA突变患者长期获益，实现了卵巢癌治疗史上首个“临床治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