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的丧钟已鸣！」

这一次，面对行业汹涌的质疑声，张马丁冷静的出奇。

作为国内首个互助平台的创始人、康爱公社（曾用名互保公社、抗癌公社）CEO，半年前的张马丁面对友商不负责任地接连关停，更多是「愤怒」。但这一次，他表现的很淡定。

在过去11年中，张马丁见证过太多次友商的「逃亡」。但从未有过如2021年初那样的惨烈时刻。

2021年1月31日-3月31日，短短60天，会员人数累计超1.3亿人次的互助「三巨头」接连宣布关停。按照众托帮联合创始人龙格的计算，「这或导致至少3500万人直接成为互助平台的『弃子』」。

一时间，「网络互助」备受质疑。关于商业、监管、风险、保险、慈善、公益、盈利的讨论，交错在信息流中。

时隔半年有余，2021年年末，国务院办公厅一纸重磅文件或许给互联网互助平台「正名」。

《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开展职工医疗互助，规范互联网平台互助，加强风险管控，引导医疗互助健康发展。」

这是官方文件中首次给「互联网互助」留下一席之地。

这也印证了此前健康界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中国保险研究所所长魏丽处获得的独家消息——「医疗互助包括网络互助，是多层次保障体系的补充层」。魏丽认为，网络互助不会出现像P2P金融网贷平台一样的风险，很可能经过涤荡之后，将迎来正规化。

只是，这一互助人期盼已久的肯定，似乎没能重燃信心。

「要看后面有没有详细的执行文件，没有详细文件，都还不能称互助为行业。」龙格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表示。

毫无疑问，网络互助正在经历严冬，只是这一次，互助人能等来行业的春天吗？

生了大病才发现，保障不够用了

自国家医保局2018年成立以来，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已初步建成，这表现为居民筹资标准合理调整，且参保群众待遇水平不断提高。数据显示，2020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相当于当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9%左右，且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最高支付限额达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

然而，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保筹资水平尚不算高。坚持「保基本」原则的基本医保，实际保障能力有限。

有些家庭，生了大病才发现——保障，不够用了。

过去的一年间，因为儿子乐乐白血病复发，程刚不得不从一个「职场人」变成了「全职奶爸」。

2020年12月，程刚带着乐乐再次从老家沧州到天津治疗。这次乐乐被诊断为难治性及复发性儿童急性白血病，病情严重。

据程刚对健康界回忆，此次治疗乐乐先后换过三种治疗方案，先是用「降低到儿童剂量」的成人治疗方案，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太好，后来又开始使用靶向药，目前正在接受免疫治疗。

乐乐吃过一款名为「维奈克拉片」的靶向药。该药在2020年底获批进入中国，适应症是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药品不在医保内，也没有针对儿童白血病的适应症。甚至，因为获批时间较短，维奈克拉片一度没有进医院。程刚最早从院外药房购得的维奈克拉片14粒每盒的规格，售价为5600元。

乐乐一天要吃两粒，仅维奈克拉片一项，药费就高达5万元。

2021年5月开始，更换了新疗法后，乐乐的医疗费剧增。程刚说，「光5月、6月两个月，就花了30万元。去年12月到现在，零零碎碎的医疗费用加起来得有110万元了。」

按照乐乐老家的医保报销政策，一年的保障额度不超过30万元。对比乐乐高达百万的医疗费用，程刚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给孩子看病，借了好多钱……」

乐乐的故事背后，是几乎所有儿童重大疾病家庭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是儿童用药，选择少，往往超适应症用药，这部分医保无法报销；

二是有儿童大病诊疗能力的医院很少，往往家长带孩子异地就医，医保报销比例较低；

三是一个孩子生病，需要至少一个监护人的全职照顾，家庭将缺失重要劳动力和经济来源。

网络互助，给大病多一层保障

这是程刚第二次申请。筹款顺利，他在健康界发稿前夕，刚刚收到40.5万元的互助金。程刚说，「很欣慰互助金能到账，也给我们一些继续治疗的希望」。

程刚此次申请的是某平台「百万医保补充互助社」，一种以具体医疗花费为筹款目标的报销型互助产品。社友患病后，自付医疗费用超过1万元的部分，均可申请，最高互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这无疑再次解了程刚的「燃眉之急」。2016年，在同事的推荐下，程刚了解到了「网络互助」。看到当时月分摊只有两三块钱，生病后有望获得几十万的互助金，又想到儿子乐乐小时候因为肺炎过院，花过不少钱，程刚给乐乐也参加了一份。

「咱也不是说盼着生病。主要是想着也没多少钱，算是个保障。」程刚回忆。

2019年，三岁半的乐乐确诊为白血病，治疗花费了约20万元，医保只能报销部分。好在程刚如约申请到了30万元互助金。「互助还是帮我解决了一定的经济压力。毕竟医保报销额度有限，也没有给乐乐买商业保险。」

作为在行业里11年的「老互助人」，张马丁此前看到了太多像乐乐家一样，在大病期间，因互助平台解了经济上燃眉之急的故事。在康爱公社向健康界提供的一份名单中：

来自四川的张蕙兰，2020年确诊为肺癌后，获得了15万元的互助金；

来自山东的王秋实，2021年确诊尿毒症后向康爱公社申请互助金，即将公示；

同期，王秋实的妻子常诗雁罹患甲状腺癌，正在互助金申请阶段……

一个个社员故事背后，是网络互助现实意义的表现。

在魏丽看来：「互助的本质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济机制。天然有这么一个团体，大家抗风险能力不强，我们抱团取暖，某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分摊损失，帮他渡过难关。」

蚂蚁集团《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 (2020 年) 》调研数据也印证了这点——互助行业的成员群体主要为收入中等及偏低、保障相对缺乏、大病负担能力较低人群：

近80%成员年收入在 10万元以下；

72.1%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农村；

68.40%成员自述没有商业保险；

60.63%成员表示10万元以内自担费用带来较大经济负担；

12.93%成员自述没有社保。

相似，既是铠甲、也是软肋

一直以来，外界常常将互助平台和保险相提并论，因为二者有相似的保障逻辑、语言体系甚至经营模式。某种程度上，如今互助平台迎来的「鲜花与掌声」，「质疑与谩骂」，也都是因为和保险的相似性。

保险起源于互助，二者都有相似的保障功能，但显然，互助无论是运营成本还是参与成本，都远低于保险。这一优势，是互助平台的铠甲——一部分人坚信这一模式能延续下去，为有需要的老百姓提供普惠的保障。

张马丁解释道，保险公司保证理赔，加之事前定价、事后理赔的模式，必然要在精算、监管、风控等方面做大量工作，从而抬高了运营成本。而对于互助平台来说，非刚性兑付、事后分摊的机制，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平台只要保证申请案件真实有效即可。所以，对低收入者来说，互助是特别有利的保障方式。

张马丁以一组数据试图印证他所属互助平台的高效——稳定管理超200万互助社员、95%以上的互助金用于受助人分摊，但总团队人数却不足20人。这样的运营效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公司不可能做到的。

硬币的另一面，是互助的不确定性。自模式诞生之初，互助平台就一直被「互助金连年增长」和「筹资金额不达预期」的两个质疑裹挟。和保险先付制、基于条款的确定性赔付不同，互助平台往往基于互助金申请后的全员分摊。

「预期落差」，换句话说，分摊的钱高于预期，筹到的钱比想象中的少，可能让参与的人都难以满意。

姜彩萍可以称得上是资深「互助用户」。2017年开始，她陆续加入了多个互助平台。2020年，儿子陈胜因病做了心脏瓣膜手术后，姜彩萍开始在各个互助平台申请互助金。她对各家平台看法不一，这些评价，源自陈胜互助金的申请结果。

如约获得了10万元互助金，姜彩萍对康爱公社很满意，她对健康界说「康爱是很负责的，工作人员态度好，效率也高。」

但在夸克互助只申请到3万元互助金，这仅是她原先预期的十分之一；因为不满足申请条件，她无法在壁虎互助申请互助金。这两件事儿，让姜彩萍对这两家互助平台产生了抵触情绪：「夸克不行的，没有诚信；壁虎我都懒得说了……」

老百姓失去信心，带来的结果是惨烈的。有媒体统计，相互宝保费一年间暴涨300万元，用户骤降2000万人。还有媒体将互助和保险置于一地，以试图证明：「不确定的互助并不比有监管的保险好。」

混淆，既是主动、也是无奈

某种程度上，「混淆」互助与保险的，正是互助行业本身。

在互助平台上，健康界发现住院津贴、百万综合意外、百万医保、大病无忧等互助社产品，其产品命名、保障方式与医疗险差别不大。而且，在对疾病的定义、赔付的标准上，互助平台往往也沿用商业保险的语言体系。

相似的定义方式，令老百姓很难真正区分互助和保险的区别。也正因如此，社员对赔偿不足的质疑，屡见不鲜。

北京朝阳法院通过对近3年消费者起诉网络互助平台案件调研后发现，该类案件均是消费者持网络购买的互助平台产品申请互助金时，被网络平台以不符合互助金支付条件为由拒绝支付而提起的诉讼。

北京朝阳法院同时指出：「网络互助产品在设计、宣传时存在模糊与保险产品的界限、使用保险术语的问题，合同条款中的加入条件、缴费方式、赔付条件等，均比照人身保险合同条款的用语及合同样本，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其购买的是商业保险。」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互助平台只能加大宣传力度，强调互助与保险的本质区别。

「虽然都是保障形式，但运营模式和监管方式有差异。」龙格说，之所以沿用商保语言体系，也是互助平台的无奈，「难道你硬要求我的恶性肿瘤的定义标准必须跟商保不一样？不一样才奇怪吧？」

龙格称，为了方便公众理解，众托帮索性选择了和商保定义范围一致，商保的定义怎么调整，众托帮就怎么调整，也方便用户理解和做统一解释。

在产品方面，互助平台也走向了和商保相近之路。据健康界观察，市面上针对不同需求的互助社，高达几十种。针对人群涵盖妇女、儿童、老人、男性等不同群体，还有甲状腺、高血压、糖尿病等已病人群的专项互助产品。

更细分的产品，对平台来说，分散了单个产品用户数量的同时，也给平台带来了更大的运营负担。但在张马丁看来，这是用户需求引导的结果：比如康爱公社早期只有一个产品的时候，可以覆盖女性生育风险。就受到没有生育计划的用户质疑，为什么要帮别人分摊这一费用？还有用户只需要癌症保障，有些用户已经生病了不符合互助条件，但又需要一份保障……

「细分才能保证公平性、满足不同社员不同需求，且有效地让社员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分摊承受能力选择更合适的保障产品。但带来的问题就是：互助和保险的差别看起来越来越小，可能会对用户造成一定的误导，而且用户教育成本很高。」张马丁说，「这种模式究竟是好是坏？可能还需要观察。」

清晰，呼吁监管、等待规范

想要加入一个互助平台，并成功领取互助金，大概需要三步：

首先，要经过90天-365天不等的等待期（各平台情况不同）。在等待期期间，社员要按时参与互助分摊，且不享受互助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老百姓逆选择的风险；

如果在互助期间，出现了满足互助金申请的情况，申请者要先交纳1500元-3000元不等（各平台情况不同）的调查费。由互助平台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核实信息的真实、有效性；

通过审核后，受助信息将会在平台上公示一段时间。公示期内，接受公开的质疑和举报。最后，有平台还会组织探视制度，请当地社员上门见证，以进一步验证受助事件的真实性。

十余年的发展，让互助行业的参与各方不断积累下运营经验，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证互助金有效应用，但却始终无法解决监管不足和定位不清的风险。

此前有业内人士担忧，网络互助有和P2P金融相似的风险，可能会一夕之间被迫关停。

「合规风险始终是互助平台的紧箍咒。」某知名大学数学系教授、同时也较早关注互助平台的夏季恩曾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一言以蔽之。

2021年11月发布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开展职工医疗互助，规范互联网平台互助，加强风险管控，引导医疗互助健康发展。」

面对《意见》从官方层面给网络互助「正名」，张马丁认为，「政策肯定了网络互助是医疗互助的一种，国务院引导规范发展而不是取缔，显示了政策的开明。」

但谈及到这一利好能多大程度地影响互助产业？从业者显然有更多期待。

「要看后面有没有详细的执行文件，没有详细文件，都还不能称互助为行业。」龙格希望，接下来能有更进一步的监管细则，「互助究竟怎么定义？归谁管？有哪些规则？这些都明确了，我们作为平台，肯定会努力去达到要求，这样行业才能持久发展。」

比较可能的未来是，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框架下，网络互助作为补充层，助力中国多层次保障体系。

为此，魏丽呼吁应当建立起与基本医保协同发展的网络互助体系：一方面从医保多层次的角度思考网络互助平台的运营、从业规则，明确与其他层次保障的衔接；另一方面对互助平台会员规模、运营能力进行有效监管，形成有效长久的保障机制。此外，还可借助于医疗救助金，用于特别困难人群的互助分摊，充分发挥杠杆作用，既稳定了网络互助参与规模，也提高了医疗救助金的使用效率。

2021年10月，国家医保局官网公布，国家医保局按照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工作有关要求，已经开展规范网络互助监管相关研究，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保障需求。

经历低谷后，互助的黎明或许近在眼前。「互助同仁尚需忍耐，如果我们相信事物总会回归本质，那就不要怀疑互助的明天。做好当下，放眼长远，屏蔽噪音，继续向前。」《意见》发文后，张马丁在朋友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