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计生协发布 1 号文件《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到「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重点解决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问题，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

图片来源：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而其中「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一项，很快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从当下的现状出发，这一行动提升的，是群众的生殖健康水平，还是流产的无形门槛？

「人工流产，早就该干预了」

从政策与措施层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人工流产干预」，实际上并非全新概念。

以上海市为例，2021 年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已经提出「人流对象干预服务项目」，并为此编制预算。其主要目的是「为全面提高目标人群的科学避孕意识， 降低非意愿妊娠，减少重复人工流产，提高育龄人群生殖健康水平，在本市开展人流对象干预服务公益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的实施执行主任的报告，也提到「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加强对性传播高危行为人群的综合干预，减少意外妊娠和性相关疾病传播等措施——从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的角度来说，对人工流产的干预是既往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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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她在妇产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2010 年的时候，人工流产手术的数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最多的时候，我在 3 小时内可以完成 27 台手术」，而近些年，中国人工流产手术的数量虽依然居高，但有所回落，刘艳所在医院的妇产科，现在每天到不了 10 台这样的手术，「这一方面跟国家的生育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在普遍较低的生育意愿有关」。

「国家早就应该干预人工流产了」，根据刘艳的临床观察，意外怀孕的女性已经成为了人工流产的主要群体，而从业内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领域鱼龙混杂」。刘艳认为，对人工流产的干预不但要加强教育，减少意外怀孕，同时也要使人流手术更加规范。

现在依然常见的无痛人流广告，曾经更为猖獗地占据着各类媒介，在刘艳的记忆中，十年前每天通勤收听的汽车广播，一打开就是无痛人流的广告，「说什么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其实这些给人特别多的误导」。刘艳表示，人流手术确实很快，但风险却大，「医院将手术说得很简单，但医生的水平难以把控」。

让刘艳医生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有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在别的医院做人流手术，由于医生操作不当造成了子宫穿孔和肠管穿孔，导致肠坏死，转院过来后已经昏迷，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除了安全性以外，人流手术在市场上的差价也非常大，在就医时，患者需要尽量选择正规机构。

因此，出于对生殖健康和行业规范的双重考量，人工流产亟需干预，但对于「未婚人群」的提法，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菊芬却持有不同态度。

王菊芬一直坚持从事妇女和人口研究，对当下中国女性婚育的状况有着长期和系统的观察，根据这些经验和判断，她认为在计生协的工作要点中，对「未婚人群」的界定已不够科学。

王菊芬告诉丁香园：「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婚育观念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人们可以终生不婚，也可以选择闪电式地结婚、离婚，即便已婚也可以组建丁克家庭；而随着婚育观念一同发生变化的，还有女性不断提早的性成熟年龄，之前女性性成熟年龄在十二三岁，现在已经提前到十岁左右，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一般可以一直持续到45到49岁之间。

据东方网的报道，上海男女两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均已接近30岁。这意味着更多人选择晚婚晚育——在社会观念和公众生理状态都处于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单一关注未婚人群和青少年群体的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状况，可能把问题简化了，不具备与时俱进的普遍意义。」

「社会对人工流产的关注应该将所有的育龄期女性都包括进去，不要再区分已婚和未婚」，这也是王菊芬与他们课题组参与制订《上海市妇女发展「十四五」规划》时的观点，她认为，对于妇女健康的服务，应该将她们的全生命周期都纳入其中，而想要更科学有效地改善公众的生殖健康和实现优生优育，应该在政策提出前做足更清晰的背景研究，提出更有普遍关怀的举措。

不能放任的药物流产

走进药店，计生柜台永远最为醒目，每扇橱窗前都张贴着红黄撞色的「万艾可已到货」。

但最近引起讨论的，却变成了收银台前，一张写有「不得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提示卡，结合 2021 年的第五批国家集采中，米非司酮与卡贝缩宫素被踢出，这也使得部分网友担忧，往后「流产的难度可能将进一步提升」。

然而，在市场监管层面，对终止妊娠药品早就有所限制。

「规范终止妊娠药品的销售和使用，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家的整治两非的政策」，河南省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王定介绍，而所谓「两非」，是指非医学需要鉴别胎儿性别、非医学需要人工终止妊娠，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是国内持续多年失衡的男女性别比。

另一方面，2020 年，《印发国家短缺药品清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发布，缩宫素被列入国家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这意味着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无企业挂网或没有列入本省份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疗机构可提出采购需求，线下搜寻药品生产企业，并与药品供应企业直接议价。

王定告诉丁香园：「国家在对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不断完善中，进一步强调实行药品分类采购。其中对于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实行集中挂网，由医院直接采购，原因在于这类药品需求量有限，为提高药企的生产积极性，确保药品供应，从国家发布的第五批集采目录开始，将米非司酮与卡贝缩宫素退出集采序列。」

从临床角度，刘艳医生也表示药物流产的适用范围有限：「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不推荐自行服药行药物流产；虽然我们也做药流，但一定应是在正规医院，在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观察下才能进行。」

「终止妊娠药基本上是通过让子宫收缩，在压力作用下使胚胎脱出，但这种情况下，胚胎可能会脱出不彻底，导致淋漓出血，就会比较危险。对于人流手术而言，药流的大出血风险本来就较高，如果对这类药物不予管控，放开让患者自行操作，大出血的风险会非常大。」

王定已从事药品监管工作 20 余年，他表示，以河南省为例，在 2005 年就已开始执行《河南省终止妊娠药品管理规定》，其他各省对此类药品的相关规定也大致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相继执行。在管理的落实中，「主要是从销售渠道和使用规范两方面来对这类药品进行监管」，具体而言，在销售层面，终止妊娠药品的生产和批发企业只能将该类药品销售给有资质的机构，而药品零售企业禁止销售该类药品；在使用层面，有资质的机构需要建立完整的终止妊娠药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并且保存 3 年以上。

据王定的介绍，市场上最常见的终止妊娠药品是米非司酮片，此外还有米索前列醇片、催产素注射液等都在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范围之内，而普通的避孕药并不属于终止妊娠药品之列，在零售药店就可购到。

「在 2005 年规定开始执行后的几年中，市场上违法出售的现象还是难以杜绝，因为零售药店、批发企业对新的政策都有逐步接受的过程，监管部门也有逐渐强化监管的过程」，王定表示，「在近些年，违法售卖的现象已经不常见了，对药品零售企业来说，售卖这类药品的违法成本很高，对生产和批发企业来说，这并不属于大宗销售的药品，谈不上很大的利润空间。」

以河南省为例，对药品零售企业违法售卖该类药品的处罚规定是，没收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 3000 元以上、20000 以下的罚款，并将登记在其经营规范的记录中。

对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除了药监部门的例行检查，还有卫生行政部门、计生管理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联合进行的专项检查，检查范围包括医疗机构、计生服务机构、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企业，「比如我们会查药品批发企业和医院的购进、销售和使用记录，对照进货量、使用量和库存量，检查终止妊娠药品有没有非法流失」，王定表示。

谈到未来对终止妊娠药品管理的走向，王定认为，管理规定在不断修订中会更加严格和完善，这关系到药品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人口安全，「因此药物流产不会放任、也不能放任」。

没有人是局外者

从人工流产手术到终止妊娠药物，怀孕的风险与负担都更加直接地作用于女性本身，这无论从单个怀孕周期，还是从人口的长期发展来看，都并非健康的生殖观念。

「我国一年的人工流产手术 950 万台，而出生人口数也只有不到 1100 万人，这些流产掉的孩子非常可惜」，王菊芬感叹，除了在复旦大学任职外，她还有一重身份——12338 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的志愿者，每月一次为来电者提供咨询服务。

「几年前，有一个女孩怀孕了，她男朋友就吓跑了，害怕承担责任，来电者诉说流产要 1000 多块，她已经怀孕 4 个月，医生说再不流产就流不了了，但她没有钱」，讲起这件事，王菊芬至今仍难以释怀。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应该提供更多的服务、更适宜的科学教育和更正确的婚育理念？怀孕不应该是女性的单一责任」，王菊芬认为，对于还没有做好怀孕准备的公众，他们应该掌握充分的性健康知识和科学的避孕措施来避免意外妊娠。

「很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普及，可能会比直接干预怀孕的措施更有效；而对于已经意外妊娠的情况，如果双方是真诚相爱，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必要帮助和条件，给他们继续发展和组建家庭的机会，或许不一定要走到流产这一步。」

王菊芬说，可以参考一些国家设立的流产冷静期，给予当事者充分的咨询和可能的帮助；对于意外妊娠但决定生育的女性，或者是男方缺失，却仍鼓足勇气继续生育的孕妇，社会应为这些妇女提供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培训，减轻这些女性的负担，给这些孩子的降生提供适合成长的环境，这也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人工流产数量仍然庞大、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不孕率却增高的情况下，是社会日渐多元的婚育观念和更为复杂的人口结构，如何提供普适性更强、更与时俱进、更有温度和关怀的政策，如何完善配套的教育和服务，或许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而在承担生育责任、提升生殖健康水平的问题上，无论性别、年龄，没有人是局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