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医学已经有70年历史了。这个生日应该包括庆祝和回忆，但也伴随着对未来的担忧。重症医学始于一名名叫维维·艾伯特的12岁女孩从小儿麻痹症中幸存下来。在现在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空间里，重症医学已经成为综合护理的一个纽带，是社会真的不能没有的东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成千上万来之不易的成果意味着大多数患者能够活下来，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成千上万来之不易的成果意味着大多数患者能够活下来，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迭代的进步从解决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护理开始，然后转向ICU前的抢救，并准备解决ICU后的恢复。此外，得益于covid-19，重症医学现在有了公众形象，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为患者、家庭和社区发声。

问题是，如果我们使用“跨越国际边界并影响大量人群的广泛问题”的广义定义，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大流行。我们指的不是一种新出现(或重新出现)的病毒，而是导致员工罢工和沮丧情绪达到创纪录水平的情绪传染。“伟大的辞职”这个词的两种含义似乎都是真实的——“安静的辞职”的概念也是如此。(人们仍然会来，但没有热情)。医疗保健行业一直存在人员流失、工作倦怠和不满，但从未达到这种程度。

尽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懂得如何治疗危重疾病，但能够进行治疗的人却越来越少。保罗·西蒙(Paul Simon)曾唱过《离开爱人的50种方式》，许多人也目睹了从我们的临床队伍中以类似的方式离去。医疗工作者正在退休、调任、离开，或者腾出已经减少的队伍。谁能责怪他们呢?很少有人会去应聘这样一份工作:“频繁的晚上和周末，抱怨，官僚主义，工资纠纷，在休息时间打请求电话。

当我们正在努力为现有的医院床位配备人员时，一些政府正在要求扩大规模。我们通常会很高兴增加更多的床位。毕竟，我们知道需求就在那里，我们想要领先于下一个病毒或突变，我们想要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但是———工作人员在哪里?换句话说，床不治疗病人，是人治疗病人。

我们的机器和药剂令人印象深刻，但最强大的ICU工具是-可能永远是-熟练的床边工作人员，在经验丰富的团队中工作，由专家教授，并由熟练的同事支持。换句话说，团队需要时间，需要培养。吸引(尤其是留住)医疗工作者，比建造更多床位、购买更多设备或进行更多研究要困难得多。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让我们首先承认，医疗保健是为了人类的职业，也是人类的职业。

让我们也消除一个常见的误解，即你可以随便找一个护士(或医生)加入ICU。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需要深入的培训、长期的经验和合适的个性。创建团队需要数年时间，但只需要几周的虐待就会失去团队。就像一场病毒式的大流行一样，这场人员配备危机需要广泛的合作和细致入微的思考。我们不能只是补上几个临时工，或者继续从剩下的几个人身上榨取更多。不要听起来忘恩负义，我们需要正确的帮助。引用一位愤怒的匿名同事的话，“这艘船需要更多的帆，而不是更多的锚。”引用另一个人的话，“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身体来照顾另一个身体。”这不仅仅是重症监护室的情况。随着医疗保健越来越分散，满足这种需求所需的技能和培训也越来越分散。

医疗预算花光了，人们会紧张不安。因此，让我们从一些不贵但早就该做的事情开始:让专业医务人员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进行全国性的对话，而不是零敲碎打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该计划似乎集中在从其他经济困难地区挖医护人员。这无助于解决整体问题。这也会在那些人手不足的地方引发不满情绪——如果新员工的工资比原来的员工高，当地也会产生不满情绪。现在是时候深入讨论如何培养、创造、维护、安排、休息和薪酬，以及如何评估医务人员了。医务工作者已经在引领这场对话，有时他们会通过脚投票来罢工。我们现在都需要倾听。有一些明亮的火花照亮了可能有所帮助的未来类型。重症监护协会同行的支持和在工作中的成长计划是可靠的、有用的，实用的工具书由真正了解和理解问题的人编写。让我们期望雇佣和招聘员工的机构能够在他们所能提供的范围内匹配这些积极的活动。

我们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Nicki Credland，英国协会主席《重症护理护士协会》提出了三个要求:确保薪酬与知识和专业技能相称，支持职业发展路线，避免依赖ICU护士作为弥补医院人员短缺的错误。

说到对话，任何一个ICU员工都知道危机发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这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被倾听，相信他们很重要，感觉事情会变得更好。相反，没有明显的Covid-19汇报、暂停或结束。政府在写他们的报告，但医护人员也需要这样来重新振作和充电。我们没有从蜂群思维中学习，而是转向了积压工作——尽管我们的员工更少了，繁文缛节似乎也没有减少。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我们70岁的专业正处于十字路口。就像年龄相仿的病人一样，重症医学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也可能迅速衰落。重症医学一直是照顾处于危机中的人。现在，也包括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