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况下，记者和新闻机构要在客观公正与金钱之间挣扎、权衡。生存尽管不易，但还是要把为人民鼓与呼、实事求是地报道放在第一位。为金钱所左右，固然可以景气于一时，但难以长久吧！

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

早晨起来，按照习惯先看电视新闻，再看微信。这是我退休后把握外部世界脉动的流程。打开微信一看，真是热闹，原来大批媒体朋友在相互祝贺或自我祝贺记者节。恍惚间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记者身份，虽然已过去30余年了。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算是纪念曾经的记者生涯，也算是对逝去年华的感怀。

1978年，我误打误撞地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因为我原来一直志在学习经济，没有想到北京广播学院要求政治条件比较高，可以先挑人，于是开始了4年的新闻专业学习。学习期间，一直对学习经济没有放弃，再加上北京广播学院藏书颇多，杂七杂八地看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书。在校期间，还曾经放出狂言“不想记录历史，要创造历史”。现在想起来也真是够狂妄的。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刚开张的《中国教育报》。当时只有5个大学生。既然已经当了记者，就想以前辈约翰•里德、埃德加•斯诺、范长江为榜样，写出点大手笔的东西。可惜未能如愿。

在《中国教育报》期间，有两件至今记忆深刻的事，值得一记。

其一是，大约在1983年北京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恢复了该校某专业的5年制，当时的教育部长领导很感兴趣，因为清华大学某些专业也曾经设立5年制。我被派去了解情况，经过采访，我写了一篇小报道，约300字，上报领导。没有想到这篇小文章最终竟无声无息了。原因是教育部领导在上面批了200余字，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在上面又批了300余字，大概意见不一致吧。

其二是，大约1983年冬，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召开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座谈会。会议在北大召开，最后在中南海礼堂由邓力群做总结发言。我受命参会，从头至尾认真做了记录，并且写了新闻稿。会议结束后，准备呈送领导审阅。没有想到邓力群讲话结束后，说了一句：“各家报纸发新华社通稿吧。”于我而言，这次会议等于没有参加。

这两件事对我印象深刻，加速了我“撤离”新闻行当的行动。1984年初我进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融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现场。

笔者之所以写了上述两件小事，是感慨于今日新闻之进步。笔者离开新闻行业后，由采访转为被采访，自上世纪90年代起，即感受到新闻界之进步。记者采访不再根据上级设定的框框，而是从自己的见解出发提出问题。进入21世纪，记者的主动性更是得到空前发挥。参加论坛一类活动，经常是刚从讲台上下来，就有记者追逐采访，而且问的问题均不一样。据笔者所见，在财经报道方面，似乎记者自主发挥的空间更大。

近年来，自媒体的崛起，更是从前难以想像的。以网络空间为立足之地，以市场经济为基本依托的自媒体，实际开辟了庶民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和空间。当然，自媒体的出现，也带来相应的问题。例如，假消息颇多，道听途说泛滥，被金钱左右，甚至有某些国家幕后势力潜入其中等等。

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新闻工作手段、组织形态、发布路径的转变，到政府对新闻工作、新闻机构的管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中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新闻领域的巨大进步。

做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4个条件：要有心怀天下百姓的情怀和正义感；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要有新闻敏感性；要对所报道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前两条。

现在多数新闻机构既有公共服务职能，又要在市场经济中谋生（自媒体尤其如此）。这样，报道时能做到客观公正，已属不易。在很多情况下，记者和新闻机构要在客观公正与金钱之间挣扎、权衡。生存尽管不易，但还是要把为人民鼓与呼、实事求是地报道放在第一位。为金钱所左右，固然可以景气于一时，但难以长久吧！

记者节写了上述的话，与各位媒体朋友共勉。（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