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中国凭借强盛的国力、前所未有的领土范围、璀璨的文化和发达的经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这里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来客，首都长安在当时更是数一数二的国际化都市。

唐代作为中国人「万国来朝」政治理想的范本，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唐代对世界开放包容」这样的论述。

但在实际上，因为年代相对久远，以及官方史料记载的相对不足，唐代生活在中国的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在唐代这个多族群共存的社会上的族群认同状况，这样一个对当代中国极有借鉴和警示意义的话题，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

实际上，不仅在当代，在传统著作里对此也着墨不多。在唐人的世界观里，洋人的存在和生活状态还没有让他们觉得那么重要，值得花费大量精力做系统研究。

虽然在很多的唐代诗歌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洋人的身影，不过根据美国学者班庞燊（Marc. S Abramson）的论述，在唐代文献中，专门讨论族群问题的，他只发现了两篇一一陈黯的《华心》和程晏的《内夷檄》。其中《华心》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只要认可华夏文明，并且「内化于心」，就可以被当作华人，从而超越地域上的华夷之分。

△三彩骆驼载乐俑·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中国的洋人构成

在获得超越汉代、史无前例的疆域范围和势力影响后，唐代统治者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状况：这个国家从未像此时这般要承担起管理如此之多的洋人的任务。

当时涌入唐朝的外国人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边疆地区的羁縻州人口。在唐代，这些人虽然不被认为是夷人，但也绝对不是华人，甚至某种意义上跟外国人无异。

唐中央政府对羁縻州的管理极为松散，虽然羁縻州在名义上为唐朝的领土，不过实际上跟汉代西域都护府治下的各独立王国无异。

第二类是生活在长安、广州等通商口岸的暂住者。这些人中，有前来求学以及参加科举考试意欲在唐为官的学生，也有各地通商的外国商人，以及前来进行宗教动的传教士、僧侣等，或是肩负外交任务的外交官和翻译随从人员。在历史中被引为唐代包容开放例证的人群大多属于此类。

这些人通常都有各自的使命，入境和离境的时间也有限制，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经常会出现滞留时间超出原计划的情况。他们之中，有的通过科举或其他手段成了官员，从而得以留在大唐，有的则面临着放还境遇。放还是唐政府对待滞留时间过长的外来人口采取的一般措施。

随后，唐政府还会颁布放归政策，欢迎这些被遺送回国的人口再度入境。对暂住的外国人口的放还和放归政策是唐代平衡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

△鎏金铜胡腾舞俑·唐·河南博物馆藏

令唐代统治者们比较头疼的，是从外国迁入定居的非汉人群体。他们在以合法方式入境、获得百姓身份之后成为第三类外来者，为区别于汉人和臣民，他们被称作「外国人」。

根据不同地区的政策，迁入唐朝的外国人可以获得三年到十年不等的免税减赋优待，这也是唐帝国对外来移民最具吸引力的利好政策之一。不过除此之外，就享受不到其他特殊的优待了。

这些外来的移民往往具有组织性，在当地容易累积政治影响力，这也是最为唐代统治者们所担忧的。因此，移民的居住和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唐代法规规定移民的子女不可再保留「外国人」身份，而要编入汉人户册。

第四类比较边缘化的人群是因战败或者战乱而被贩卖流入唐的外国奴隶，这些人在法律上是没有身份的，因为唐代法律并不承认奴隶的存在。

在唐代统治者看来，将外国人卖为奴隶不是礼乐开化的行为，这甚至是对唐代国力、对外影响力甚至皇帝权威的一种羞辱。但是，观念和法律条文并不能掩盖外国奴隶大量存在的事实。

△彩绘胡服女俑·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洋人在唐代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科举、武举或者是其他方式成为官员，从而获得正式居民身份，是唐代外国人的重要出路。

据记载，历史上在唐政府为官的非汉人有数千名之多。太宗时期突厥人阿史那杜尔官拜左骑卫大将军，甚至还做了驸马。武则天时期，波斯人阿罗憾入朝拜相，被封为金城郡开国公。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居留唐朝五十年，曾任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专门管理外国事务；到玄宗安史之乱时，我们耳熟能详的几员大将，反叛的安禄山来自突厥，站在唐一方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哥舒翰是突厥人。

哪怕是较为衰落的唐代后期，也有新罗人崔致远做过翰林学士，前文提到的黑衣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后也做到此职。政府中有如此之多的外国官员任职，这在以前是罕见的。

除官员之外，在唐代生活的外国人中，僧侣也占了很大一部分。鼎盛期的唐朝对宗教的态度是较为宽容的，不仅佛教徒大量涌入，祆教和景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也都有众多的教徒在长安一带活跃。另外，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宗教人士和商人数量也颇为惊人。

△胡人献宝纹玉带板·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强者心态基础上的文化包容

陈黯的《华心》和程晏的《内夷檄》虽然反映了唐人在思想上的开放和包容态度，但我们也可以从中清楚感知到占主体族群地位的汉人对洋人的复杂态度。

对已经「文明内化」的外国人的包容共存，和对汉人与一般外国人的差异的强调，构成了唐人较为矛盾的族群观念，这也为之后宋代保守的族群思想埋下了伏笔。

比如，在《华心》中，接受外国人做官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内化于心」。只有在思想上完全认同、追随华夏文明，并且通过汉人的科举制度被选拔上来的外国人，才能担任官职，给予管理国民的重任。

这就意味着，唐人对外国人的包容开放，是建立在此人已经汉化的前提之上的，而且这种汉化被公认为一种称赞和表章。

而对于汉化程度并不高的群居移民，唐统治者是较为恐惧担忧的，严格的管理政策和对于其后代的强制融合政策，都体现出唐统治者在对待并没有汉化的外来族群时，依然持恐惧和防备的态度。

这一思维模式所倚仗的，正是当时唐代强大的国力而带来的文化辐射与向心力。随着唐朝的衰落，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之后，一直偏安的宋朝对洋人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得保守起来。

归根结底，这并非单纯是因为汉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更大的原因还在于，随着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相对减弱，汉化的外国人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

012 特集 《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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