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特约评论员 沈 慎) 器官移植是很多人生命最后的希望，但现实是：器官捐献数量太低! 在德国，为改善这一状况，卫生部长延斯·史潘(Jens Spahn)近日提交了一份新的器官捐献法修正议案，建议德国每个公民将来都会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该公民或其亲属主动提出反对意见。

2017年，德国每百万人口的器官捐献率仅为9.7%。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欧盟国家，基本采用“主动反对”的捐献模式。采取这种捐献方式的西班牙，2017年百万人口捐献率在欧洲最高，达到46.9%。

其实自愿无偿捐献能用器官，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主动选择。今年2月召开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底，中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992540人，实现捐献22032例;每百万人口捐献率达4.53，创下历史新高，捐献、移植数量均居世界第2位。

成绩有目共睹，但考虑到近14亿的人口基数，还有每年30多万器官衰竭者的苦苦等待，器官短缺现象依然严重，我国器官捐献还有很长路要走。

即便如此，通过立法明确“器官捐献不反对视为同意”的做法是否值得中国借鉴，仍需研讨。我国器官捐献存在巨大缺口原因复杂。认识上，有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难以一时破除的难题;实践上，各地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也普遍存在能力不足、管理体系滞后等限制。如具有摘除和移植能力的医院比例低，捐献中运送、安葬以及家属抚恤等方面缺少明确规定等。

虽不能照搬照抄，但是德国的做法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即通过制度建设和立法工作，为器官捐献打开新的空间。西方国家用三、四十年建立起人体器官捐献、获取、保存、运输、分配、移植等一整套体系，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各个环节。

近年来，我国建立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化监管平台，实现从器官捐献到移植的全过程可溯源管理;颁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完善器官捐献移植制度和立法保障;不少地方还探索建立了人道主义救助机制和困难捐献者家庭补贴等方式，为提升捐献水平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推进了捐献工作的努力方向。

制度建设是重要一步，但扭转整个社会的思想认识、提升捐献意识非一朝一夕之事。前不久，享年95岁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夏穗生去世，作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创者，他捐出自己的角膜，并拿出积蓄支持器官移植人才的培养。也期待更多人愿意在生命尽头奉献自己最后的力量，让世间涌动爱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