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记者李思 姚洋和杰弗瑞•雷蒙(Jeffrey Lehman)第一次见面是在5个月前，他们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组织的一次午餐会。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雷蒙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他们两人很自然地谈起了对于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磋商的担忧。

我们聊得很投机，姚洋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对于很多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于是雷蒙建议，可以组织一个工作小组，来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而后，姚洋邀请了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共同作为工作小组的联合召集人，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协会当选主席。在此之前，雷蒙与罗德里克也并不认识。

最终，工作小组由10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组成，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工作小组起草了《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下称《联合倡议》），该《联合倡议》共获得了包括5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37为学者的联合署名，10月27日在上海发布。

这是中美两国学者第一次为解决现实的问题，自发组成工作小组探究解决方案，并提出联合倡议。37位生活经历、学术背景和观点各异的学者如何共同完成了这样一次创见性的尝试？

三个召集人

“我们三个人非常的不同，我在美国长大，姚洋在中国长大，丹尼（罗德里克）在土耳其长大。但是，更深层次上，我们非常的相似。”雷蒙说，“这也是我们三个人可以愉快的组织这个工作小组的原因。”

姚洋出生在西安，来自于工程师家庭，童年在江西新干老家的农村度过。北京大学本科和硕士毕业后，1989年到1991年间，姚洋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任变压器厂职员。之后姚洋到美国留学，1996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姚洋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鼓励学生到中国的农村去考察，之后学生可以选择到美国交流一年，从而对世界产生更为全面的认识。作为院长，姚洋也鼓励研究工作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出发。

罗德里克来自土耳其的一个小型犹太人社区，是一名手工钢笔制造商的儿子。在土耳其完成高中学业后，罗德里克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作为经济学家，罗德里克一直致力于研究经济改革中，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自然的中国也成为了他的研究对象。

雷蒙来自法律世家，父母都是律师，祖父是法官。在获得密歇根大学法律博士（J.D.）学位后，雷蒙先后担任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弗兰克•科芬（Frank M. Coffin）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的法律秘书，随后进入律所Caplin & Drysdale工作了4年。

31岁时，雷蒙进入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任教。1994年，雷蒙开始担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此期间，雷蒙第一次来到中国。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访问北京。在克林顿访华前，双方决定就法制（rule of law）问题进行对话。于是，雷蒙便来到中国，与中国的法学院院长们进行交流。

“这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雷蒙说。在此之前，雷蒙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是，很快的，雷蒙就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雷蒙与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吴志攀成了好朋友，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合作：暑假期间，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未到过中国的老师，到北大教课。也因此，雷蒙与中国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并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

2004年，雷蒙成为康奈尔大学第11任校长，雷蒙任职期间，为康奈尔大学与中国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立，雷蒙是创院院长，也正式搬到了中国。

2012，雷蒙成为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上海纽约大学是纽约大学全球系统中三个具有学位授予权的门户校园之一，学校于2011年1月获批筹建，并于2012年10月正式挂牌成立，2013年8月，第一批本科生入学。

在上海纽约大学，没有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人数超过学生总数的半数，雷蒙认为，这是上海纽约大学的优势，是真正的国际大学，并且中美合作办学的背景下，有机会尝试全新的教学方式。

雷蒙是为数不多同时获得中美两国高层次认可的学者，雷蒙获得中国政府对来华工作并作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颁发的最高奖项——“友谊奖”。2018年，雷蒙获选为40位“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之一。目前，雷蒙仍然担任美国法学院院长协会主席。过去2年，雷蒙每年作为上海美国商会的特使出访华盛顿，讲解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问题。这样的经历让他对中美之间的联系有了不同的了解。

在三人决定成为工作小组召集人的同时，他们也开始跟更多的学者讨论，除了经济学者，也包括法学家。

一次新尝试

雷蒙认为，他之所以会在第一次见面时，便决定和姚洋一同组织工作小组，除了两人气场相合之外，也是因为姚洋已经是一位有很高成就的学者，罗德里克也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学者，他们对于自身的成就都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两人都没有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需要。雷蒙说：“这是这个工作小组的特别之处，不是每个工作小组都可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而不是参与者个人。所有人希望的是最终完成的工作结果是最好的。”

工作小组的第一步工作，便是三位联合召集人的意见要达成一致，三人通过邮件沟通，确认了三人在工作小组的目的上达成一致，并起草了一份说明文件，说明工作小组的目的。此外，姚洋介绍说，三位联合召集人也达成了全球化需要调整的共识，中美贸易贸易关系，要放在全球化调整的大背景之下理解。

姚洋解释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起，中国经济进入“黄金十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分工，制造业搬离美国，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就业率下降，国内收入分配不平均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和美国都需要时间和空间进行调整。

随后，三人以工作小组的说明文件，各自接触其他可能认同工作小组目标的专家。最终工作小组由10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组成，除雷蒙、罗德里克和姚洋三位联合召集人外，成员包括，莫瑞迪斯•克劳利（Meredith A. Crowley）、罗伯特•豪斯（Robert L. Howse）、鞠建东、卢锋、林毅夫、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罗伯特•斯德格尔（Robert W. Staiger）。

工作小组集结完成后，工作小组决定需要当面讨论。8月8日，在纽约大学的纽约校区，除了林毅夫因故无法出席外，这些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坐到了一起，共同讨论中美之间贸易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们10个人有15种观点“，姚洋说。由于工作小组成员背景迥异，在希望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工作小组达成的共识是，目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对立与僵局存在一些成见。他们相信，

在“深度融合”和“脱钩”之间还有第三条出路，两国可以充分保留各自的政策空间，中国可以继续实施产业和发展政策，美国也可以保护其就业市场和科技体系。

在《联合倡议》中，在肯定各个国家国内政策异质性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工作小组提出了解决国家间贸易磋商的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一套“四个篮子”框架。这一框架，将一个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归类为四种政策之一：“禁止篮”、“双边谈判与协调篮”、“国内调整篮”、“多边治理篮”。

简单来说，《联合倡议》中所提出的框架，仅应用于两国之间的经贸问题，需要将经贸问题与其它更为复杂，与经贸问题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问题剥离，再将经贸问题这个看似整体的问题，拆解为一条条具体的政策，针对每一条政策，将其归类到一个篮子，每个篮子的政策对应不同的谈判与政策反应战略。最终，能够达成协议的政策便可以达成协议，综合起来便有可能达成关于中美贸易的部分协议。

在8月8日的讨论中，工作小组成员将具体政策带入到“四个篮子”框架内。据参与讨论的学者说，对于尝试带入框架内的具体政策归属于哪一个篮子，立场各不相同的小组成员，并不是总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场讨论激烈。

虽然在讨论过程中，将大量的具体政策带入“四个篮子”框架进行讨论，但是，在最终的《联合倡议》中，并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案例，因为《联合倡议》提出的只是一个思考的框架、话语体系，这同时也保障了《联合倡议》的中立性。

此次会面结束后的一周时间内，工作小组的成员不断将新的想法通过邮件与其他成员交流。随后雷蒙、姚洋和罗德里克共同起草了《联合倡议》的初稿，交由工作小组成员讨论。最终在9月中旬，获得工作小组全部成员认可的《联合倡议》终稿完成。

最终的《联合倡议》，囊括了在工作小组成员间能够达成一致的内容。对于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式，即工作小组成员可以在《联合倡议》后附上对个人的“并发意见”。最终，莫瑞迪斯•克劳利、罗伯特•豪斯、鞠建东、卢锋、林毅夫、罗伯特•斯德格尔，6人提出了并发意见。

《联合倡议》完成后，工作小组的成员认为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份《联合倡议》的观点，于是这份《联合倡议》又有了包括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27位签署人。

雷蒙认为，工作小组发表的《联合倡议》也是在提醒学术圈以外的人们，世界上还有一群人通过分享的方式来工作，这是与世界上大部分的行业不同的。

欢迎批评的声音

2019年10月27日上午9点，上海纽约大学3楼的礼堂，甚至过道都已经坐满了人。500人报名参加这次的论坛，这是上海纽约大学建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线下活动，论坛报名系统不得不提前关闭。

这些人是来参加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的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正式发布。倡议由包括5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名中外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联合签署，为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磋商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的思想性框架。

姚洋指出，通过《联合倡议》可以看到美国的主流仍希望能够和中国保持合作，找到一个中美两国之间的折中方案。

这是历史上，中美两国学者第一次为解决现实的问题，自发组成工作小组探究解决方案，并提出联合倡议。在当下中美经贸磋商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学者仍然能够发表一份联合倡议，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两国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工作小组联合召集人姚洋说。

此前一天，参会人陆续从国内外飞抵上海，早到的三位联合召集人以及克劳利、鞠建东、卢锋聚到了一起，讨论第二天论坛议程设置、演讲内容等细节。晚饭前，一行人来到第二天的论坛会场，从议题设置、座位摆放、演讲站位到摄像机机位等细节逐一过流程、给建议。此时，这群国内外的顶尖学者，看起来更像是为即将上线的产品做最后准备工作的产品经理，转变为用户导向，关注的重点是怎样将《联合倡议》的内容更好的解释给更多人知道。

“我可以在（国际经济协会）明年在巴厘岛的会议上，向大会介绍《联合倡议》”，26日下午的闭门会上，工作小组的联合发起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协会当选主席罗德里克说。工作小组成员希望《联合倡议》可以被下一届美国大选的候选人们看到，并对下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

姚洋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大国，不再是世界的跟随者，而是一个世界的领导者。应该以新的对外开放的姿态，承担起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同时，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应该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工作小组期待更多人了解《联合倡议》的内容。雷蒙说：“我们希望听到批评的声音，不只是学术界，是更为广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