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帝国的衰落：从乾隆到鸦片

这个帝国正在衰落之中，腐败和衰朽俯仰皆是。问题是，为何衰落，从何时起衰落？这些都难以回答，正如这个国家的其他问题一样。但如果我们确实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进步和退步一直交替着发生，与皇朝的精锐进取或是放荡挥霍相关联，与皇帝本人的精力、诚信和才智成正比。

这一轮的衰落，我认为可追溯到乾隆皇帝治下的六十年（1736年-1796年）。乾隆年间，朝廷大兴土木，上到行宫别苑下至寺庙碑陵，各种工程遍布全国，挥金如土。如此造成的国库亏空，后来的几位皇帝都无力填补。

一贫如洗的人民日益不满，纷纷揭竿而起。而且这种不满似乎成了一种慢性病，在过去一百年里蔓延到帝国几乎所有省份，最终酿成太平天国叛乱。那场从1850年一直延续到1865年的叛乱，几乎损毁了帝国整个的中心地带。叛乱与镇压，交织着对外国的战争，造成难以数计的财产和人口损失，把成千上万的农民推向匮乏和饥荒。

从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可靠的资料看，帝国过去一百年间因战争、疾病和饥荒损失的人口，超过了自然增长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总人口低于一个世纪以前。衰落和退步几乎不可避免。

【 关于中华帝国衰落的起点，坊间有各种说法。但至少在镂氏写报告的18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清朝的衰落始于乾隆时期。报告提到的“与外国的战争”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后半段基本重合，清廷在与英、法、美、俄诸国停战达成协议之后，借用后者的力量去镇压叛乱，这也是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据西方学界的估算，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中国近两千万的人口损失。不过，由于许多人口资料在战乱中被焚毁，伤亡人口也没有具体记载或统计，所以“两千万”并不是确切数字，只是基于前后人口统计上的大略估算。】

更直接的原因是鸦片消费的增长。鸦片销烁了人民的财富，掏空了他们的灵魂。这是本世纪才开始的，据权威统计，1800年外国销往中国的鸦片不超过4000箱，每箱133磅，到186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约85000箱——其中约53000箱从通商口岸进来，付了关税；其余32000箱海关官员认为是从香港走私进来的。世纪之初，中国几乎没有自产的鸦片，但到了1869年，保守估计本土种植炼制的鸦片已达75000箱，加上外国贩进来的，当年中国的烟土消费多达16万箱，约2100万磅/10500吨。每年通过各种渠道贩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6800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出口茶叶和丝绸的75%。

这些数字道出一个伤痛的中国故事，对于“外贸造福人民”的叙事则是令人尴尬的评注。吸食鸦片的恶习已经并正在吞噬这个国家的血汗财富，摧毁人民的纳税能力，进而造成财政的赤贫。而更大的损害在于，鸦片销烁了这个民族的精气神，教他们昏昏噩噩，无力生产，并就此加速了帝国的衰败和毁灭。

【 关于中美之间的鸦片贸易，我们在之前的 专栏 里谈到过，这里就不再展开。镂氏在报告里指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即中国本土鸦片的种植和炼制，在1869年的时候已经非常接近进口的规模。

学界对晚清中国鸦片的年销售量的估算差别很大。有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1869年大陆各口岸进口鸦片53413担，香港进口86065担，总计139478担，总值海关银6195万零403两；仅从香港一地进口的鸦片就已经接近于镂斐迪所说的85000箱的进口总量。按照清代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中的标准数据单位，当时1担（picul）为中国制度100斤，合60.453公斤或133.33磅，可见镂斐迪所谓1箱（chest）即中国海关单位1担或100斤。照此计算，1869年中国进口鸦片总量大致在8431吨到9672吨之间。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本土炼制及走私鸦片，消费总额应该超过1万吨。

这里，我们拿中国学者统计的6195万余海关银来讲，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884年，中国委托德国建造完成两艘铁甲舰，其中“定远号”花费141万两白银，“致远号”142.4万两，加上运费和杂项开支约56万两，两舰成本合计339.4万两。也就是说，仅1869年一年，中国人光是抽进口大烟就抽掉了18艘铁甲舰。而当时距“定远”、“致远”两舰在甲午海战中遭受灭顶之灾还有足足25年，而最终打败北洋舰队和整个大清国的日本明治政府才刚刚建立1年。从这个角度看，晚清中国近代化的资本早在19世纪的中段已经被“抽”干了，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不再有翻盘的机会。】

1858年12月18日，英国《插图伦敦新闻》上的表现吸食鸦片家破人亡的故事，而此前一个多月的11月8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短暂间歇期内，中英两国在上海签订1858年6月26日的中英《天津条约》的《新增税则》条款，其中第5款内规定鸦片允许在中国通商口岸进口，每百斤收税30两，进口后即为中国货物，如何征税与英国无关，这一款的中文本内将“鸦片”改称“洋药”，但英文本内仍是opium（鸦片）。

第六部分•如何拯救中国：路径及困局

一切能否挽回，怎样挽回？是移风易俗，修正人民的恶习，还是开辟新工业及致富途径来弥补鸦片造成的亏空，又或两者并行？这是所有希望促进对华贸易的国家都需要认真考虑的。要移风易俗，惟有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如此才能抑制他们对鸦片的沉溺和渴望。要开辟新财富，则要从教化统治及知识阶层开始，要他们知道系统性开发这片土地的资源和矿藏的好处，进而引导民众来完成这项工程，或是允许外国人来代劳。在我看来，这是让中国重新焕发生机的唯一途径了。

【 镂氏看到了中国仿照欧美模式开展工业化的前景。当时洋务运动已经展开，但在1870年的中国，工业化的愿景并不清晰。】

对中国民众的教育主要依靠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官员的启蒙则需通过外国政府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来完成。这些外国政府代表必须足够精悍谨慎，在开化朝廷官员的同时增进中央集权——惟有如此，中央的谕旨和命令才更有效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被地方上当一回事。

【 镂氏在这里流露出通过欧美的力量、按照欧美的样子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在他看来，这种改造一靠传教士，二靠西方驻华公使。而这两股力量均与1870年的天津教案休戚相关。在那起中国民众攻击传教士的案件中，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被打死，另有多名外国人伤亡，列强军舰集结天津外洋，清廷不得不赔款、道歉，查办相关45人。战事虽暂时得以避免，但列强对华的帝国主义政策，加之中国社会对外来宗教文化的抵触，都令这种和平摇摇欲坠。是以，镂氏虽有和平改造中国的愿望，但在下文又说不抱“真正的期待”。】

还有一种更直接、却未必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武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流行手段”，因为多数驻华外国人代表认为，要“打开”中国，这是唯一快速且有效的办法。生意人诉诸武力，是为了开辟新的产业和资源；传教士倾向于使用武力，是为了传播福音，较之漫长费力的道德说教，武力更容易叫人皈依。

传教士们真诚地相信战争也有善恶之分，为造福苍生而发动的战争是仁义的。他们信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笔者注：《圣经•诗篇》24:1），他们只是神在人间的代理，背负教化异教徒并使之在基督中重生的使命。这项使命进展得越快，对中国人和全世界就越好，而要打破愚昧、自负和迷信的迷障，使用武力的绝对必要的。在实现主的伟大事业的道路上，武力征服是一种名正言顺的补充方式。对于传教士们的战争逻辑，各种批驳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废笔墨去重复了。

【 镂氏认为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在对华战争上存在基本共识，但又指出两者的动机截然不同。实际情况与其观察有所出入，19世纪的传教士固然是随着本国的坚船利炮重返中国的，但他们并不像镂氏所说的那样鼓吹对华使用武力，大部分人只是进入中国社会传教，或是像丁韪良那样投身教育、卫生等事业。毕竟，武力招致仇恨，而仇恨将破坏传教的土壤。】

和平改造中国，需要相关国家和人士年复一年的艰辛付出，但总有水到渠成的一天。对此，武力论者不以为然——过去，是武力扫清了他们进入中国的障碍；未来，也只有武力能够打破他们前进道路上愚昧和无知的藩篱。毋庸置疑，我对这种观点完全不认可。抛开道德与正义不谈，长远地看，战争作为一项政策和权宜之计并不能促成进步，因此在是否要通过武力来获得更多特许权的问题上，我是十分迟疑的。

然而，我对和平改造中国也没有什么信心或真正的期待。即便用尽全力，中国与外邦之间的和平仍然难以维系——中央朝廷对改革敷衍迟疑，地方上对条约权利多有违背，商人阶层要求在华额外的特许权，这些都会消耗相关国家的耐心，对它们形成压力。中外关系迟早要发生断裂，而不得不以另一场战争来收场。

【 镂氏对当时代中外局势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此后二十年，中国的对外关系日益恶化——外国银行以中国关税为担保的对华贷款接踵而至，中国社会针对外国人和传教士的攻击也频繁发生，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康梁一派试图以温和手段推进社会变革的戊戌变法则不过百日即告夭折。内忧外患，加之天灾人祸，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反抗情绪的总爆发，亦即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一时汹涌澎湃，八国随即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并占领北京，最终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之《辛丑议和条款》并处决和贬谪一干官员悲惨收场。】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义和团员照片，馆藏编号530870。这名义和团员前面放着藤条盾牌，左手持一长矛，右手举一令旗，上曰：“钦命义和团粮台”，可能是一名日常看管京师粮仓的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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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