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献忠 翻译 / 审校

背景：尽管目前已有几个临床指标用于气道评估，但未预料的喉镜暴露困难仍是临床麻醉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此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的目的是评估术前气道超声是否可以预测在全身麻醉下接受择期手术的成年患者的直接喉镜暴露困难。

方法：我们搜索了 Medline、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时间从它们创建到 2020年12月。入选人群为需要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进行择期手术的成年患者，并且不存在明显的提示喉镜暴露困难的解剖异常。应用双变量模型评估每个超声指标的准确性，以预测直接喉镜暴露困难。

结果：有 15 项研究进行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ROC）的定量分析。皮肤到会厌的距离（distance from skin to epiglottis，DSE），皮肤到舌骨的距离（distance from skin tohyoid bone，DSHB）和皮肤到声带的距离（distance from skin to vocal cords，DSVC）的灵敏度分别为 0.82（0.74~ 0.87）、0.71（0.58 ~ 0.82）和 0.75（0.62 ~ 0.84）。DSE、DSHB 和 DSVC 的特异性分别为 0.79（0.70 ~ 0.87）、0.71（0.57 ~ 0.82）和 0.72（0.45 ~ 0.89）。DSE、DSHB、DSVC 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以及会厌前间隙的深度与会厌到声带的距离的比值（pre-epiglottic space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epiglottis to thevocal cords，Pre-E/E-VC）分别为 0.87（0.84 ~ 0.90），0.77（0.73 ~ 0.81）、0.78（0.74 ~ 0.81）和 0.71（0.67 ~0.75）。直接喉镜暴露困难患者的 DSE、DSVC 和 DSHB 值高于无喉镜暴露困难患者，平均差为 0.38 cm[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17 ~ 0.58 cm；P = 0.0004]，0.18 cm（95% CI，0.01 ~ 0.35 cm；P = 0.04）和 0.23cm（95% CI，0.08 ~ 0.39 cm；P = 0.004）。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气道超声指标在容易和困难的直接喉镜暴露患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 DSE 是文献中研究最多的用于预测直接喉镜暴露困难的指标。不过，目前还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更好地标准化超声评估，以限制所有可能的异质性来源。

专家述评

林献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

气道超声作为直接喉镜暴露困难的指标：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随着超声设备的不断完善，过去二十年中，超声技术的临床应用已经扩大，床旁即时超声（Point-of-careUltrasound，POCUS）因其具有无创、无辐射以及便携等特点，使得其在临床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使用 POCUS 评估上呼吸道结构因为其在解剖结构的可视化以及能够识别异常或困难的气道上的优势，已被证实其为是一个有价值的和非侵入性的工具。本文作者 Andrea Carsetti 等进行的这项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主要介绍气道超声技术在直接喉镜暴露困难预测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应用价值。

使用超声波可以观察到的重要气道结构有舌、甲状骨、会厌、甲状腺舌骨膜、环甲膜、环状软骨和气管等。在相关研究报道中，在手术室外区域诸如院前急救、急诊科、ICU 等常有 8% ~ 13% 的困难气道发生率[1]，因此临床医师需要及时识别和评估潜在的困难气道，以便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目前临床中常用的气道评估方法准确率仍欠佳。有文献报道，Mallampati 评分对喉镜暴露困难的预测仅为 51% ~ 53%，对面罩通气困难的预测仅为 17%[2]。因此，运用POCUS 技术预测疑似困难气道患者，可作为插管前评估的重要辅助手段。

本文纳入了 15 项研究进行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定量分析，入选人群为需要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进行择期手术的成年患者，并且不存在明显的提示喉镜暴露困难的解剖异常。应用双变量模型评估每个超声指标的准确性，以预测直接喉镜暴露困难。研究结果表明，气道超声指标在容易和困难的直接喉镜暴露患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皮肤到会厌的距离（distance from skin to epiglottis，DSE）是文献中研究最多的用于预测直接喉镜暴露困难的指标。不过，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对超声评估进行更好地标准化。

对应用气道超声解剖的培训和理解将使麻醉医师能够快速识别异常或困难的气道，并进行一系列操作，如确认气管导管位置[3]、患儿扁桃体大小的测量[4]、经皮气管造口术以及拔管后喘鸣的预测[5]等。虽然对于超声气道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相信经过更多的临床实践，在不远的将来，超声在此领域的应用会越来越具重要性和普及性。

参考文献

1.You‑Ten KE, Siddiqui N, Teoh WH, et al. Point‑of‑care ultra‑sound (POCUS) of the upper airway[J]. Can J Anesth, 2018, 65(4):473‑484.DOI:10.1007/s12630‑018‑1064‑8.

2.Gottlieb M, Holladay D, Burns KM, et al. Ultrasound for airway management: An evidence‑based review for the emergency clinician[J].Am J Emerg Med, 2020, 38(5): 1007-1013. DOI:10.1016/j.ajem.2019.12.019.

3.Long B, Koyfman A, Gottlieb M. Diagnostic accuracy of ultra‑sound for confirmation of endotracheal tube placement[J]. Acad EmergMed, 2019, 26(9): 1096‑1098. DOI:10.1111/acem.13773.

4.Daniel SJ, Bertolizio G, McHugh T. Airway ultrasound: Point of care in children‑the time is now[J]. Paediatr Anaesth, 2020, 30(3):347‑352.DOI:10.1111/pan.13823.

5.Sutherasan Y, Theerawit P, Hongphanut T, et al. Predicting laryngeal edema in intubated patients by portable intensive care unitultrasound[J]. J Crit Care, 2013, 28(5): 675-680. DOI:10.1016/j.jcrc.2013.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