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多件古董钟表里，王津参与修复过两三百件。离退休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他打定主意要参加故宫返聘，“至少还能撑个八年十年，故宫还有很多钟表等着我们修。“

正在修钟表的王津。受访者供图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实习生 蒋佳臻

编辑 |胡杰校对｜赵琳

►本文约3654字，阅读全文约需7分钟

58岁的王津是个“时间魔法师”。

他在故宫修了四十二年的钟表。

故宫所藏多为明清时期特制的西洋钟表，属于国家级文物，每一个款式只保留有一件或一对，哪怕是一对钟表，也各有特色，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工艺。

维修保养钟表的匠人从清代传承到王津，已是第三代。修复文物有严格的流程，拆解、清洗、修复、组装，“修旧如旧”。1500多件古董钟表里，王津参与修复过两三百件。多数古钟表已被前两代老师傅修复过，他只需做些维护保养;遇上需要大修的古钟表，是难得的研究机会。

花上几个月或一年时间，灰扑扑的古钟表，变戏法般“活”了过来。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修好。他拧动开关，音乐声响起，远看潺潺流水，小鸟扇动翅膀，鱼儿跳出水面，生机勃勃。

文物修复是几代工匠间的对话

从故宫西华门沿着宫墙往北走，文物钟表修复室在这排新修的灰瓦青砖建筑里，绕过院墙，穿过长夹道，再绕过院墙，是王津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西三所。

1977年，在故宫文物修复厂老厂长带领下，16岁的王津第一次走进故宫西三所的小院。院里安静极了，钟表室的马玉良师傅正摆弄着手头的活儿，屋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古钟表，问他，“你喜欢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东西啊?”他答：“喜欢动的，好玩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

马玉良起身打开几件钟表的开关，“钟表上面又能动又能响，从没见过这么多好看的钟表”，王津看得入神，他没接触过其他机械物件，“平时也没有什么物件可以练习，家里就一个我爸上学用过的旧闹钟，平时也不敢摆弄，怕给弄坏了。”

王津留在了故宫钟表室，成为故宫第三代古钟表文物修复的学徒，师从马玉良。

做学徒头一年不能接触文物，王津便拿出家里的闹钟，大着胆子拆了再装上，研究控制闹钟走时的零件如何运作。钟表室里摆着两个残破的小闹钟，他都拆了琢磨，再挨个组装，拆完了装，装完了拆，再清洗，“这个过程是很枯燥的”。

在故宫维修保养钟表的匠人从清代传承到王津，已经是第三代。受访者供图

做钟表的零件，是钟表修复的基本功。师父锉销子，王津也拿根铜丝学着锉，和师父的销子比对着找找问题。遇到古钟表的齿轮断齿了，王津给师父打打下手，学着锉出一个尺寸正正好好的齿牙，一点点磨到严丝合缝再焊紧。

独立修复第一件古文物钟表已经是第二年，那是一座小型只带有走时功能的座钟，“拆的时候有些忐忑，上上下下看了几圈，觉得结构还算简单，试着找到螺丝位置一步步拆开”，王津回忆，“拆完以后找问题，思考它为什么不走，是齿轮间隙磨损大，还是齿轮有弯齿或者弯尖，之前都看过师傅修，自己上手找到问题，实在琢磨不透才去问师父，慢慢就熟练了。”

1981年，入门四年后，王津才修复了第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物，一座清代三角木楼钟，有七八十公分高，一个机芯带着三面表盘走针，修复完组装好就拿给师父看，“得了他一句，搁那儿吧，再拿一个新的活儿，就开心得不行”。

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铜镀金老人变戏法钟、铜镀金嵌规矩音乐表……古钟表名字取得拗口，实物却很生动。譬如来自瑞士的老人变戏法钟，“拆开顶盖，机芯7套系统像一座迷宫，有管走时的、有管音乐的、有管开门的、有管鸟叫的、有变魔术的……一环扣一环，稍微差一点儿就打架，卡在一起还不敢硬掰开，拆出来有一千多个零件，” 王津拆了好几天，对这座老人变戏法钟的复杂记忆深刻。

修了将近一年，这座古钟表再次焕发生机，“表演非常有意思”。开关一开，音乐声中，钟顶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老人一手拿一小碗扣在桌子上，手一抬起来，站着一只小鸟，碗扣上再打开，底下变出4颗小红豆，扣上再打开，变白豆了，“机芯里几根拨片修好了，这一切就活了”。

“调试成功那一刻挺兴奋，也会有成就感，原来它的表演是这样，”王津笑着说，“但也没有一次就调试好的，试着试着，兴奋感也就平淡多了”。

最近十几年，故宫里修复过的钟表有了属于自己的修复册，修复它的师傅修完得签上名字。王津有时维护师父马玉良修过的古钟表，“拆开一看，师父就是师父，销子锉得角度都正正好，几十年都不会出问题”。

“文物修复就是几代工匠间的对话。”他感慨道，“修复的痕迹永远跟着这座钟表，将来我修过几十年后，年轻的工匠都会拆来看，希望能夸赞一句，修得真精细。”

“钟表盘里一天一个样”

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再次搬上了王津的工作台，它刚刚参加完在香港举办的国际钟表展回到故宫，又被选中参加明年3月在英国的展览，王津得给它做个全面“检查”。

他拉开工作台左右抽屉，接住可能意外掉落的零件，起身开始拆解。掀开顶盖，机芯部件有齿轮出现一点小磨损，他得拆下来一个个排查，零件搁在托盘里，准备先用煤油清洗，再补补零件上的缺口，上个润滑油，他初步判断就差不多了。

拆解、清洗、修复、再组装，这是师父传授下来的修复古钟表步骤。一拆完，王津习惯直接上手，伸进倒满煤油的盆里，“戴着橡胶手套总摸不准零件的磨损程度”，拆出来的零件常有几百上千件，双手泡在煤油里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王津调侃道，“刚闻着煤油味还觉得挺香的，后来清洗零件的次数多了，伤手不说，鼻子熏得受不了”。

而三年前初次修复这座钟时要棘手得多，从故宫东边的库房搬出来，到把它修“活”，王津用了八个月。

王津把零件一一分类装在不同的托盘里，零件整理和清洗花了一个星期，大部分零件严重锈蚀与磨损，没有机芯结构的图纸可以参考，全凭他一点点琢磨。零件得手工做出来，“磨损的程度都有讲究”。

文物修复师王津。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修旧如旧”，一代代传下来的文物修复原则只有这四个字。在王津看来，“难就难在这里，你得去想象钟表原来是什么样，没有书籍资料可以参考，全靠机械原理去摸索，靠想象它是什么样子，修复得恢复到它刚进故宫时的样子。”

一个齿轮一圈的齿牙都打掉了，他要重新做，新做的齿牙与老齿轮磨合不上，“齿轮磨损出一些细微的弧度。”他摸出一根细细的铁丝，一点点锉到正好“卯”上。断了的发条，就得拿根老发条细细打磨，再给它接上。时常一天他都在锉销子，第二天来还接着头天的进度继续锉销子，外行人一看，钟表盘里天天一个样，天天干旧活，王津一瞧，“那是一天一个样”。

钟表零件补好再一个个装回去，但总会遇到些新“毛病”。譬如组装完成了钟表不走，他摸摸老花镜，自言自语，“你看，一只小鸟翅膀就是不动”。又得拆了重新检查，“有时候一个小毛病能琢磨上几天”，徒弟刘潇雨说，“从不见师父急躁的时候，失败了复盘，失败了复盘，几次过去，还见他跟第一次装一样，耐心细致”。

“没有修不下去的钟表，遇上难的就慢慢修。”王津说，修复古钟表文物的活儿可急不来，“钟表本身比较精密，你差一点儿，都没法凑合，你要糊弄它，到最后肯定给你搁这儿了，转不了”。

这份耐性也是磨出来的。年轻时，遇到棘手的活儿，王津也会着急，人一急就坐不住，他想起师父的提醒，起身出门转转，偶尔绕着红墙走到一处空地，约着其他师傅打打网球，“越急越容易出错，等心静下来，再回去接着干”。

“故宫的钟表，一辈子都修不完”

故宫的晴天时，阳光穿过宫殿屋檐，铺在青石板路上。王津偶尔骑上一辆86年的自行车，去故宫东边的钟表馆看看。八十件展品静静陈列在玻璃柜里，有六十件经过他手，或独立修复，或与其他钟表修复师一起。更多的古钟表，一辈子难得见一次，“修好了就进库了，轻易不会出来展览”。

完成了几座繁复的古钟表修复工作后，王津才觉得“底气更足”，他开始琢磨之前不敢下手的钟表，带着徒弟开始研究，他算了算，“故宫里的钟表1000多座被几代修复师修复过，约还有300至500座在库房没有动过，它们破损程度更大，修复工期会越来越长，一辈子都修不完，看徒弟那一代能不能修完”。

从师父马玉良那儿学来的钟表修复技艺，王津教给了他的四位徒弟。徒弟刘潇雨时常喊他，“师父快来帮忙看看”，王津慢慢走过去，瞧一眼，指点一二，她照着做出配件，左看右看总不满意，对他念叨，王津笑着鼓励她，“修复完了，自己还能看出问题，想着怎么改得更好，有这个意识就很好”。

儿子王光苏从小常看父亲修钟表，大学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古钟表修复师，进入颐和园工作。王津也教他，从普通钟表上手，“一个闹钟、两个走时钟、报时钟少说拆了三四十遍”。

2016年，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王津和一群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火”了，网友称他为“故宫男神”，寂寥的故宫钟表馆也变得热闹。各地藏有少量古钟表的博物馆找到他，请他做古钟表主题的讲座;一年里总有两个月他得跟着巡展的古钟表世界各地跑，“怕钟表路上运输或展演时出点意外”。

钟表修复工作室也变得热闹，第五代的钟表修复师加入进来。王津端着杯子去茶水间接水时，总能听见一片“欢声笑语”，他加进去聊上两句，“年轻人说的话，好多听不懂了，”聊到旅游的话题，他忙掏出手机分享国庆在壶口瀑布拍的照片。

他明显感知到时间流逝的痕迹。几年前他戴上了老花眼镜，现在戴着五倍放大镜看小零件已经有些吃力。“我真的希望自己能老得慢一点，再为故宫多修几座钟。”离退休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他打定主意要参加故宫返聘，“至少还能撑个八年十年，故宫还有很多钟表等着我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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