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文

在比较东西方历史发展时，有一个差异很早就引起了人们注意：在早期统一的大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随之而来的都是蛮族入侵浪潮，但欧洲尽管不断努力，却无法再现“永恒之城”的那种统一局面；而中国则在三四百年后，由隋唐实现华夏重光。那些蛮族的命运也大不相同：日耳曼、盎格鲁-萨克逊这些部族，不仅语言延续至今，并且仍被所在国家视为直系祖先；而入侵中原的“五胡”，无论哪一支，到隋唐时代就已被同化得不见踪影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流行的解释是说中国“人多”，因而异族入主中原，迟早淹没在炎黄子孙的人海中；不过，这又与另一个现象矛盾：同时代的汉人在南方是少数，却没有被多数人群同化。

权力的瓶颈

由于文化涵化所造成的社会变迁通常是潜移默化的长期进程，因此所谓“文化带来同化”的说法，很难描述清楚其演变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南北朝的历史上，各族汉化的进程与其说是社会自发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精英强力推动的——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北魏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强制鲜卑贵族全面汉化。正统历史观大多称赞他“顺应历史潮流”，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又为什么能这么做呢？

仅仅注目于孝文帝本人对汉文化的倾慕，甚至从北魏历史脉络中理解，恐怕都很难找到答案，这需要将视野进一步拉长。自西晋王朝灭亡，天下大乱，这就像人们头顶上起支撑作用的拱梁突然凭空消失，平民百姓不得不依靠部落、世族等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来自保，原本和平统一的社会则出现了相互竞争的不同政治体，这是某种“近乎可分解体系”。这些社会组织本身就有潜在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如果继续发育壮大，就可能朝着进一步分解的方向发展。中古中国令人惊奇的一点在于：这种分解的势头最终被逆转了，社会再次趋于整合，而这又是由于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的。

以往的解释，多认为这是大一统的观念或“民心所向”，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也不乏这样的因素，却始终未能做到。这其中的原因，恐怕还得归结于不同的社会结构。简言之，在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一个政治体若想要充分发展，其首领就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他的权力基础来自本部族，但也正是这会限制其壮大。这就是为什么从最初起兵的刘渊到后来的拓跋氏，都无不设法编造系谱，将自身标榜为一个超越本部族的天下共主——也就是说，这些旗号、血统乍看是原生性的，其实却是可资利用的资本。

刘渊的策略是，既作为匈奴各部首领，又冒称汉朝皇族，这是一种“二元帝国”的策略：以多重身份代表不同力量，犹如后世清帝在汉地是皇帝，对蒙古则是大汗。这即便成功，其实仍未完全整合。这种“胡汉分治”的模式即陈寅恪总结的，主政者“皆兼单于、皇帝于一身，胡与汉、部落与编户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二系统分开治理。一般说，胡族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用于耕织。”但更复杂的一面是：这些胡族的武力，原本都奠基于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因而当一个首领越像“皇帝”，他就离“单于/可汗”的传统权力特质越远。罗新曾推测，突厥第一汗国的灭亡，就是因为被乌古斯九姓抛弃了；但五十年后，同样是这些部落，又欢迎它复国，不久，却又再次将它抛弃。对突厥汗国而言，“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九姓乌古斯”。也就是说，随着主政者迈向权力巅峰，原本是其权力基础的本部联盟，却反而可能形成掣肘。

罗新在研究前赵、前秦、后秦这3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之后认为，这是因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形势”使得一个胡族政权无法超越其统治部族的狭隘性，其“永难改变”的人口劣势最终注定了其衰亡的命运。不仅如此，“十六国时期民族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某一民族的政权在发展到鼎盛状态以后，本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却呈下降态势”，因为建立政权的统治族群“势必要带动本民族全体成员加速其社会进步，同时也是加速融入北方各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民族融合”，而这本身就要“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的、也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消解民族的、部族的内在聚合力”，其结果是，随着该部族夺取统治权力，原本建立政权的历史驱动力反而大大弱化、乃至不复存在了。

罗新在讨论这段历史时，参照了相当多的族群理论，但主要源于史学和政治学，对人类学、社会学的似乎很少参见。在此，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的名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启发：在克钦山区，“民族”并不重要，任何人都可以同时在几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拥有一个身份，因此，一个克钦人可以通过皈依佛教、借用掸族国王名号等方式“变成掸人”，“在每一代里，一个人群中各个对立的群体都会凭着自己的心意重新诠释过去的传统”。

南北朝社会或许也正是如此：不同群体的差异并非本质，而是可选择的，具有流动性；与此同时，当一个君主迈向权力巅峰时，相反的作用力也在增长，这就像政治上的普朗克投入增长定律：“每一项进步都增加了这一事业本身的难度”。只不过在政治上，情形可能更为复杂：越接近霸权，就越需要更广泛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来源，这就意味着要超越本部族的狭隘基础；但这正是最凶险的时刻，处置不当可能两头落空：新的权力基础尚未巩固，既得利益的本部族却反对让出任何权力，引发内乱。五胡十六国的前期历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重蹈覆辙，无法突破这个权力的瓶颈，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开始出现转机。

用夏变夷：国家力量下的编户齐民

尽管历来的论述多渲染南北朝乱世之后的再统一是“民心所向”、“社会进步”或“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当时社会组织自立门户的离心倾向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强大。人们的本能反应往往仅限于自保，在乱世中忠于自身世族、部落这类原生纽带，提供了地方资源更容易维持的层次，因为越复杂的实体越难锻造和维持，也更容易陷入不稳定。重建统一不但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还得压制这种离心力。周一良便曾明白指出，南朝“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而不是尽忠王室”。也就是说，统一的动力其实出自王朝的权力意志，而统一本身也表明国家力量最终压倒了部落和世家贵族。

对北魏皇帝来说，征服的汉地越多，不仅意味着越需要了解汉文化和行政管理技能、任用汉官，还意味着他越来越多地掌握了部落联盟之外的资源。由此，道武帝拓跋珪才能不顾潜在的强烈反对，在395年之后毅然大规模推进“离散部落”，使各部落再难挑战皇权；401年，他发布诏书强调“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帝王之业，夫岂虚应”，表明皇帝不是谁都能当的，这本身就在发出警告：不要轻易觊觎神器。明元帝、太武帝继续集权，而更下一代的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只是这个进程顺理成章的一步，也只有在“离散部落”的基础上，他才能强行推动而不遭到强有力的反对。

在这过程中，“汉化”与皇帝的集权同步进行，实非偶然：事实上，这是皇权与汉人精英结盟，利用直属于皇帝的中原资源，扫清了自己集权道路上挡道的鲜卑旧贵族。经历了三百年的动荡，他们或许确信，这不仅有利于皇权本身，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五胡政权兴衰无常的下场，实现江山永固，进而一统天下。

这个过程极其艰险：不仅需要掌控军事力量、实施有效治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重建合法性。罗新敏锐地意识到，北魏太武帝在派人祭祀拓跋鲜卑先祖时，将民族集团的历史传统据为己有，“展开了一幅以统治集团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但他注重分析史料的真实性，却忽略了文本的修辞策略：实际上，太武帝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的告祭祝文里，诸如“绵绵瓜瓞”、“光宅中原”这样的句式，都仿照《诗经》和《尚书》。太武帝442年真正统一北方，次年就发现其先祖所居的嘎仙洞——要说凑巧，那这也太巧了。倒不如说，这是建立政权合法性的步骤：通过表彰先祖的悠久系谱，北魏皇族可以宣示祖德之厚；而将拓跋氏的祖先追溯到黄帝，则意味着正式成为“炎黄子孙”这个人神共同体的合法成员。这就像日本神话中，天皇的祖先是天照大神，而主要豪族的祖先也都是大神的亲戚或建国协力者。

但所有这些都还不够。将祖先追溯至三皇五帝，是当时五胡各族的普遍做法，法兰克人与罗马人都源出特洛伊人的说法，在中世纪也被广泛接受，但并不能就此达成统一。道武帝所开启的统一进程，在政治形态上是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向君主集权的过渡。侯旭东曾指出，前、后秦的离散部落往往只针对统治者认为难以对付的部落，但北魏立国后，却一边在胡族聚居区设立护军，容忍旧有部落组织的存在，一边逐步推进将其编户化，最终达到由皇帝直接管控百姓，使部族首领无法动员部落民族反抗。事实上，最终也是未遭离散的契胡尔朱部，将北魏送上了亡国的道路。这反过来证明，强化王权达到“一君万民”的终极体系，既是北魏皇帝的权力意志使然，也是当时局势下想要达成天下统一的唯一现成道路。

毫无疑问，罗新的考证功底很深，但他的历史书写中，其实隐蔽着华夏中心主义的倾向，认为汉化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他又避开了皇权与正统观对历史的深远影响。但事实上，非如此我们就难以理解这段历史：正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强大国家力量，才促使胡族政治首领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必须超越狭窄的部落基础，且又能够克服这些离心力。在国家强力干预下的离散部落，使任何进入中国的部族都变成了国家管理下的编户齐民，族群身份既然有流动性，在实践中远不如户籍重要，不出几代人也就被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