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这是三个递进的阶段，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内生的文明，逐步与越来越广阔的世界交互影响。尽管这个简化的模式本身有其潜在的问题（例如暗示了秦汉以前中国没有对外交流，也不受影响），但对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就中国而论中国”的视角而言，仍不失为新颖，近些年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像“从周边看中国”这样的论著，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哪怕是太平天国，其实也受到与世界外部局势息息相关的影响。

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是真正与世隔绝的——如果真有这样的国家，恐怕它也“发展”不起来；况且，如果连中国这样较迟“与世界接轨”的国家都是如此，那么像美国这样从殖民地时期就深受外部影响的国家，似乎就更应予以重视了，毕竟乍看起来它根本就没有“美国的美国”这个阶段，而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的美国”。然而，现实中在美国，“美国史”通常就是指“在美国发生的历史”，并且出于那种既无耻又有几分无辜的“美国例外论”，很多美国人长久以来都笃信美国自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它不起作用。

在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看来，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对美国来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儿。他并不否认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有其“自身的地方特色”，但强调只有“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历放置在其所身处的更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才能“更为完满地理解它的历程”。也就是说，全球史的开端（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不仅与美国史的开端一致，而且“除非把美国史整合进全球的背景，否则对它的理解将不可能是充分且完全的”。

为此，他检视了美国历史上的五大主题：海洋史与美国史的开端、英法七年战争与美国革命、国家构建时代中的自由、帝国中的帝国以及工业化的世界与自由主义的转型，在这些对美国走向影响至深的事件中，他发现要刨除外界的关联与影响，都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如果引入一种全球叙事的视角，将这些变迁放在更宏大的世界语境下，就能更好地看清楚，在1500年以后出现的全球化格局中，美国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孤立的，美国史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历史”或“美国人的历史”，因为美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和某些人，也在跨越边界的接触中施加了潜在而重大的影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内战和美国史而言，奴隶制和解放奴隶之所以非比寻常且位于中心位置，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这类中心性的美国事件来自美国史以外的世界，来自一场更为广阔的观念史和一系列冲突之中。”也就是说，这些事件不仅与外界密切关联，事实上还具有世界性意义——确切地说，它们是“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美国史”，而不是只对美国人有意义。

顺着这样的思路也可以发现，一些乍看起来在美国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其实并没有那么特殊。在英法七年战争中，北美殖民地人民发展出一种自我意识，因而在战争结束之际，法国外长舒瓦瑟尔预言英国人将步法国人的后尘撤离美洲——这看起来与二战以后殖民地的独立解放浪潮何其相似。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列举的针对英格兰的十七条罪状中，有十六条是涉及违背、损害代表会议和下议院等立法实体权力的政策或行动，照此看来，美国独立战争可说是“第二次英国内战”，其政治逻辑同样是议会反抗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背景，相反，哪怕是它看起来独特的历史经历，如果放在更大的时空中参照、对比，往往也能呈现出原本很容易被忽视的意义和线索。

毫无疑问，这一观点主要针对的是由来已久的“美国例外论”——这种所谓“独特性叙事”（narrative of uniqueness）确切地说也不是美国独有的，而充斥于各国的历史书写中，很多国家都自信有其特殊国情和特殊历史道路，甚至欧洲也有“欧洲奇迹”这样的说法，主张欧洲有通往现代性的独特道路。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全球史是什么》中盛赞《万国一邦》是新全球史的典范之一，“从根本上动摇了着眼于内在发展的传统叙事，超越了例外论，认为‘国家不能成为自身的历史脉络’”，而是“更加宽泛的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当然能极大地丰富和刷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但确切地说，“美国例外论”并不只是一套民族国家理念而已。

“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先驱最初前往美洲当然是英国一系列事件的结果，但他们却将移居的“新英格兰”看作是一个模范社群，认为自己是在创建一个全新的“山巅之城”，将社会和谐与个人完善的真正典范展示给腐败的英国看，且受命引领世界上的其余国家。即便在越战刚刚失败的1976年，《纽约时报》还曾宣称：“世界可能跟随我们也可能不跟随我们，但我们要领导世界，因为我们的整个历史说我们必须如此。”在此，“美国例外论”所强调的并不是说美国隔绝于外界影响之外或构成其自身的历史背景，而是强调美国超越于旧世界所有国家，更不受其规则的束缚，因为只有美国的规则才适用于美国。

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民族主义。诚然，在近现代史上有许多后发国家都曾宣称自己能找到一种比现有的现代化道路更好的模式（日本一度就热情鼓吹“近代的超克”，即日本不仅将超越欧洲现代化，而且将克服其中的弊端），但美国的宣示不仅相当早，而且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因而常常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被忽视。《惯于赞同：美国象征建构的转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理念“一反殖民地原先的依赖性，不仅宣告独立，而且还炫耀我比你更加优越；按照这一新意，它使这片被征服的‘空旷大陆’神圣化，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神授的特许”。美国的“天定使命”也是由此而来：“它表达的傲慢并非它自己的傲慢，而是它的文化的傲慢。通过它反映的观念，外省意识变成了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则变成了普遍主义”——这正是其吊诡之处：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因而看似矛盾的是，它一方面自视独特，另一面却又相信自身的理念与生活方式原则上适用于整个世界，或世界应当看上去像放大的美国。

托马斯·本德强调，“美国人只是诸多民族中的一种，而非什么特立独行的例外”，这也是“万国一邦”这一书名的命意所在，然而，如果说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其表现出来的特质其实只是整个体系共有的特质，那这就否定了美国的独特性。在谈到1890~1914年间工业主义社会政治变迁时，他强调法国和美国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比较固然有其意义，但却有意无意中忽视了两国在结构上的差异。他忽略了一点：就像人一样，国与国之间确实有其天赋条件和历史经历上的不同。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犹太文明》一书中发现，美国和以色列在很多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相似，但却有一个关键差异：以色列作为一个现代小型社会“依赖于外部市场和活动舞台，具有强烈的外向型取向”，对外部影响很敏感，而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却“呈现出强烈的内向型的自我中心意识”。换言之，“规模”这一被本书所忽略的因素，可能有着潜在的重大影响。

确实，大国往往更为内向。虽然托马斯·本德引用“边疆学派”创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早在1891年就提出的观点，强调超越边界来思考历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纳的边疆史观其实正是美式民族国家的观点，即主张美国的制度与文化源于其自身的特殊经历而非欧洲影响。如何去理解一个大国的复杂历史脉络，始终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说美国史研究的视角正转向外部的交互影响，那么对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北美学界一度却好像面临一个相反的潮流：早期的费正清等人提出“挑战-回应”模式，主张外部的刺激引发中国的应对并驱动了变革，但其弟子柯文却写下《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提出“中国中心观”，也就是回到中国内部去理解其近代变革的原动力，并强调这一动力并不能完全受外部影响左右，甚至是独立于外部影响的。

当然，在一个相互渗透的复杂世界网络中，没有哪个单位可以真正孤立起来看待。就像前人早就告诫过的，真正的历史只能是通史，在保留时间轴和空间轴的完整性时才能通达地理解人类历史；然而在现实中，对时空的人为分割又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历史书写就没有边界了，不知道在哪里才能停下。或许可以说，《万国一邦》是将“世界”作为美国史书写的“方法”，借此反思以往的国别史范式。正因此，全书的基调是通过世界来理解美国历史的发展，但却很少谈到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就是只强调了“世界的美国”的一个侧面。

推而广之来说，这其实也意味着从以往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转向一种更富自省的视角。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竭力要像介绍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那样来介绍法国，就当它不是我的祖国。夏尔·佩吉曾经说过：‘观察法国，就要置身于法国之外。’此外，历史学的演变正越来越迫使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变得冷酷无情。”所谓“冷酷无情”，其实不如说是将研究对象客体化，不动感情地加以分析，这正是现代学术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全球史观的视角也从以往的客体本身，转向了不同客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影响与缠结，这不仅仅是历史，还是一种新的实践伦理，因为交流只有在双方的兴趣都被真正激发出来的时候才能顺利进行，这就需要关注对方与“我”的不同，也由此反观自我，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自我。在这一层意义上，全球史观是一种新的人文主义。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美]托马斯·本德 著

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版

责编：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