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一位山西不孕症患者的咨询电话：多年前她抽血发现抗精子抗体阳性，当地医生说这叫免疫性不孕症，遂听从建议，自此踏上漫漫转阴求医路。
但是， 在辗转于大江南北各类医院和诊所、耗时10 年、花费了8 万多元、中西药物吃了几箩筐之后，她的抗精子抗体却依然未见明显转变。现在她已年届四十，依然没能圆上妈妈梦，于是要求前来生殖中心求助。
作为从事生殖医学的专科医生，每天门诊见到许多患者拿着外院的封闭抗体、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抗卵巢抗体等等一大叠化验单，前来看这个叫“免疫性不孕”的“病”，让我深切地感到有义务为不孕症病友拨开迷雾、指明方向。
如果把“免疫性不孕症”的诊治发展历程比作一场大戏的话，那么抗精子抗体的发现就是拉开演出序幕的标志。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免疫学研究风起云涌的时代大背景下，人们发现，被注射精子的哺乳动物体内可产生抗精子抗体，而在培养皿中把这种抗体与精子混合可能导致精子活力和穿透宫颈黏液上游的能力降低，因而，人们想当然地把它与生殖能力下降联系起来。
上个世纪70~80年代，这一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达到戏剧的高潮，于是有医生提出“免疫性不孕症”的观点，同时，纳入了其他各类生殖道和生殖细胞自身抗体(如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封闭抗体、抗透明带抗体等)。当时认为，免疫性不孕约占整体不孕患者的10%。
对这个“疾病”的诊断，在女性方面主要依赖于血液和宫颈黏液中各种抗体的检测;男性方面则主要以精浆中抗精子抗体含量为依据。
包括中国医学界在内的许多医生对此深信不疑，也发表了不少现在看来相当粗糙的研究报告。但事实又是怎样呢?
近20 年来，随着生殖生物学和生殖医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免疫机制参与生殖过程的角色，已经有了更加客观和全面的重新认识。
多个建立在科学设计基础上的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明确指出：免疫抗体普遍存在于正常人体内，就好像人脸上的几个小黑痣一样——尽管对于爱美者不是什么好事，但绝不会因此无法见人，勉强祛除反而可能留个疤痕，导致“无事生非”。这些抗体往往是因感染、手术、接触致敏原等刺激诱发，也有很多人无法找到明确的原因。
目前已经证实，这些抗体在正常生育人群和不孕人群中的发生率并无太大差别;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正常生育的夫妇中，也可以查到这些抗体“异常”。
另外，多年来积累的数据表明：不孕症患者怀孕的概率，并不会因为是否接受了针对抗体的治疗而发生改变。
换句话说，这类抗体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孕症，针对抗体的治疗，也并不能提高自然怀孕或者辅助生殖技术的妊娠率。
目前已经有相当多著名欧美学者质疑“免疫性不孕症”是否真正存在。
因此，如果对所有不孕症患者不问青红皂白、头一次来看不孕症就进行免疫学检查、甚至进行治疗，是不对的。这样的行为，至少说明有些医生对不孕症知识一知半解，没有及时更新知识。更何况，有的免疫治疗药物或方法会有比较大的不良反应。
事实上，自2000 年以来，国际上以“免疫性不孕症”为主题的研究已大幅减少，治疗报道基本绝迹，它的人气已经消逝。这场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眼球的大戏繁华落尽，已经落下帷幕。现在，是应该让“免疫性不孕症”回归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颁布的《人类精子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五版)里，已经不再推荐不孕症患者常规进行抗精子抗体检测，对于评价宫颈黏液中抗精子抗体浓度的“性交后试验”内容，也进行了大幅删节。
此外，各种最新版本的经典生殖医学教科书，仅用几行字简单介绍“免疫性不孕症”历史渊源，而且强调指出名目繁多的免疫检查和治疗方法并没有坚实的科学依据。所以，目前欧美国家的生殖专科医生已经不再对不孕症患者进行所谓的“不孕相关抗体”检查。
但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妇产科医生对于初次来看病的不孕症患者，仍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抽血查抗体，一见某些指标“异常”，就给患者扣上“免疫性不孕”的大帽子，然后进行所谓的免疫激发(注射丈夫淋巴细胞)、免疫抑制(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隔绝(使用避孕套)治疗!这实在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典型做法。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相当一部分不孕症患者正是由于认准这个“病”，长年累月对这些抗体进行眼花缭乱的治疗，而并没有对常见的不孕原因进行检查，白白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等到醒悟的时候多数已经年龄偏大，失去了治疗不孕症的最佳时机。上面那位山西不孕症患者，因年龄偏大和长期精神压力导致卵子功能严重减退，即使采用最新技术，她生育的希望也非常渺茫。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生殖中心的门诊屡见不鲜。
根据我们治疗不孕症的经验，通过详细问诊、仔细体检和辅助检查，能够找到绝大多数患者不孕的确实病因，基本上集中在胚胎质量不良、内膜环境异常、整体内分泌紊乱、输卵管炎症和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上，通过针对性处理，往往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当然，某些自身抗体可能与习惯性流产的关系更加密切，这必须由专业的生殖医学专家来进行诊治，与所谓的免疫性不孕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