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话题能像“性”一样引发如此巨大的兴趣和争议，这一点很正常。性是物种赖以延续的基础，若人类不再有性行为，不久人类就会彻底消失。从电影到广告、甚至政治，流行文化中四处充斥着性元素。对许多人来说，性代表着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形式之一。

虽然性无处不在，但各人对性本身、以及性的目的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身体、精神和灵魂三个角度，对性进行一番深入思考。

性与身体

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 1894-1956）虽是一名昆虫学家，但他提出的“人们对性结构与性生理存在普遍无视”这一观点使他成为了性研究领域最知名的美国人之一。他在1948至1953年间发表的《金赛性学报告》对性偏向与性行为进行了统计分类。虽然这本书刻意剔除了令人“性奋”的元素，销量仍达到了惊人的75万册。

金赛对性学的研究受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深刻影响。作为一名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创建了一套人类心理模型，将性欲置于该模型的核心，并假定性欲与约定俗成的文明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弗洛伊德指出，若这种紧张关系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便会呈现为一系列精神与身体疾病。

精神分析学的舞台最初其实是由达尔文搭设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性的选择》中指出，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并将男人与女人在身体和行为上的区别比作孔雀等物种的雌雄之分，强调了女性的选择和男性之间的直接竞争。

乍看上去，有性生殖的出现令人有些费解：既然无性生殖可以让生物以更低的生物学代价繁殖出与自身基因完全相同的后代，有性生殖究竟意义何在呢？但有性生殖其实有一项突出优势：它可以使物种基因库进行迅速重组，从而提高出现更适应环境变化的后代的可能性。人类正是通过有性生殖进行繁殖的，这就为达尔文提出的“性选择”奠定了基础，也因此造成了男性之间的竞争。

性与精神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主要从人性角度理解性爱的目的。在他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中，性是家庭赖以存在的基础。书中将性爱当做冒险、无视家庭的角色最后下场凄惨，而为家庭无私奉献的人却过得幸福舒畅。在托尔斯泰看来，只有拥有幸福的性生活，家庭生活才能快乐美满，而这种看似平凡的快乐，恰恰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最真实的快乐。

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卷中，两名男性曾对柏拉图的作品《会饮篇》展开了一番探讨。《会饮篇》中的人物之一、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多芬认为，性的根源在于人类对“完整”的追求。他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种生物由于太过自负而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被劈成了两半，变成了如今的人类。他们在地球上四处徘徊，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重新变成完美的自己。对阿里斯多芬而言，性首先代表着人类对“完整”的渴求。

性与灵魂

许多性关系和性经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育，比如同性之间的感情。

天主教圣人“希波的奥古斯丁”（354-430）在成为圣人之前，也曾度过一段“无性不欢”的时光。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s）中，他将前半生的自己描述为“性冲动的奴隶”。

《雅歌》是《圣经》中最独特的篇章之一。与其它书卷不同，其中并未提到上帝或圣约，不包含任何预言，甚至没有任何像《箴言》卷中那样的至理名言。相反，不同于本文中讨论的其它作品，《雅歌》是一篇纯粹的情诗，它歌颂了一对爱人对彼此的渴求、以及对彼此性魅力的迷恋。

在那个性爱与宗教严格对立的时代，很难想象当时的学者竟会将《雅歌》视作一篇圣作，认为它描述了一种神圣的爱、象征着上帝与人类之间重拾和睦。基督教也常将《雅歌》解读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爱，如此便可让两者实现和谐统一。在这两种宗教传统中，性都被视作一种高层次结合的世俗化象征。

性与健康

在现代医生看来，性与健康有关是件理所应当的事。淋病、衣原体感染和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HPV疫苗、怀孕对健康的影响等都是性教育中的关键话题。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性爱对健康的益处。毕竟性生活也算是一种锻炼形式，它不仅对心脏有益，还有助于舒缓紧张情绪，对免疫功能和整体健康也有诸多好处。

但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性理论学家仍希望我们能从更深入的角度思考性爱的目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性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物种的延续之中，使不同代际之间以“先辈”和“后辈”的身份相互交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性让我们实现了“1+1=3”，使我们与伴侣成为“共同创造者”。而从灵魂的角度来看，性则象征着世俗与神圣的结合。

我们看待性的方式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单纯从生理活动和享乐主义的角度出发，都无法完整地解释性存在的意义。但如果我们能改换一下视角，认为性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特殊的机会、让我们得以参与某种超脱于自身的行为，也许便能意外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整个人生都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