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管癌（CCA）包括一组异质的恶性肿瘤，这些肿瘤可以在胆汁系统的任何位置出现。根据解剖学起源，它们被归类为肝内（iCCA）、围阚（pCCA）或远端（dCCA）。尽管CCA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的癌症，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其全球发病率和相关死亡率一直在惊人地增长。此外，这些肿瘤的无声增长严重损害了它们的早期检测，限制了患者获得潜在治疗方案（即肿瘤切除）的机会。

CCA诊断需要成像方法和进一步的细胞学/组织学确认。癌症生物标志物碳水化合物抗原19-9（CA19-9）是目前诊所用于帮助CCA诊断的唯一液体活检工具，但其诊断能力很低，特别是在CCA早期阶段。当前非侵入性诊断方法的次优准确性反映了细胞学/组织学确认的必要性。然而，由于患者的脆弱性和晚期疾病阶段，出血和腹膜播种的风险，和/或收集的组织数量少，可能不足以进行细胞学/组织学确认，特别是在pCCA和dCCA病例中，有时不鼓励进行肿瘤活检或刷牙。

大多数CCA被认为是零星的，缺乏明确的病因，尽管一些成熟的条件会显著增加CCA发展的几率，包括胆道囊肿、胆结石、肝硬化、某些病毒或胆道疾病（例如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的存在。特别是，PSC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胆汁淤积和免疫介导的肝病，其特征是肝细胞死亡、纤维化和肝功能衰竭。PSC给CCA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高达20%的终身风险），导致过早死亡。

使用非侵入性方法对PSC患者进行CCA的早期诊断具有挑战性，因为良性和恶性胆道狭窄之间存在重叠的放射学特征。所有这些证据都强调了CCA需要准确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以此建立监测计划，在高风险人群中早期发现这些生物标志物，并更快地诊断零星的CCA，最终降低与癌症相关的死亡率。

细胞外囊泡（EVs）是纳米脂质双层球体，是人类疾病生物标志物的有希望的来源。这些从细胞释放出来，存在于生物流体中，含有不同类型的生物分子（如蛋白质、核酸、脂质和代谢物），并参与细胞之间的通信，是生物标志物发现的有用工具。

2023年3月1日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上的文章，通过质谱法表征了来自分离性PSC、伴随PSC-CCA、在随访期间出现CCA的PSC、非PSC病因的CCA和肝细胞癌和健康个体的EV。ELISA定义并验证了PSC-CCA、非PSC CCA或CCA的诊断生物标志物，无论其病因如何（Pan-CCA）。在单细胞水平的CCA肿瘤中评估了它们的表达。调查了CCA的预后EV生物标志物。

本文摘要图

分离的血清EV组分富含外切体和微囊，并含有具有PSC-CCA诊断能力的蛋白质

EV的高通量蛋白质组学确定了PSC-CCA、非PSC CCA或Pan-CCA的诊断生物标志物，以及肝内CCA和肝细胞癌的鉴别诊断，这些生物标志物由ELISA使用总血清进行交叉验证。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披露了CRP/FIBRINOGEN/FRIL用于诊断PSC-CCA（局部疾病[LD]）与孤立的PSC（AUC = 0.947；赔率比[OR] =36.9），并与碳水化合物抗原19-9相结合，仅超过碳水化合物抗原19-9。

CRP/PIGR/VWF允许诊断LD非PSC CCA与健康个体（AUC = 0.992；OR = 387.5）。值得注意的是，CRP/FRIL准确诊断为LD Pan-CCA（AUC = 0.941；OR = 89.4）。在出现恶性肿瘤的临床证据之前，CRP/FIBRINOGEN/FRIL/PIGR水平显示了PSC中CCA发展的预测能力。多器官转录组学分析显示，血清EV生物标志物主要在肝胆组织中表达，CCA肿瘤的单细胞RNA测序和免疫荧光分析显示，它们主要存在于恶性胆管细胞中。多变量分析揭示了EV预后生物标志物，COMP/GNAI2/CFAI和ACTN1/MYCT1/PF4V分别与患者的生存率呈负值和正值。

综上所述，本文证明，血清EVs含有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用于预测PSC中的CCA发展，以及PSC患者、没有PSC患者和CCA患者的早期肿瘤检测，无论其病因如何，这些都可以使用总血清进行检测。这具有重要的临床相关性，因为PSC无症状患者的早期CCA检测与肝移植后OS的改善和无复发生存率有关，还因为与更高级CCA的患者相比，接受手术或肝移植的“非常早期”iCCA患者表现出更好的预后。

本文还强化了由不同病因引起的CCA患者的想法（例如PSC与非PSC）可能具有共同和不同的血清EV蛋白，因此，需要使用适当、定义明确的生物标志物来识别特定患者亚组中的CCA，从而在CCA的个性化诊断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点，再加上大多数候选生物标志物优先在CCA肿瘤内的恶性胆管细胞中表达，这加强了作为创新的肿瘤细胞衍生液体活检策略的方法。为了确认这些新的预测、诊断和预后生物标志物的转化能力，应该使用更大的患者队列进行下一个前瞻性验证阶段。这将为CCA的早期非侵入性诊断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从而实现及时的治疗干预，并改善患者的福利和结果。

 

原文出处

Lapitz, A.;  Azkargorta, M.;  Milkiewicz, P.;  Olaizola, P.;  Zhuravleva, E.;  Grimsrud, M. M.;  Schramm, C.;  Arbelaiz, A.;  O'Rourke, C. J.;  La Casta, A.;  Milkiewicz, M.;  Pastor, T.;  Vesterhus, M.;  Jimenez-Agüero, R.;  Dill, M. T.;  Lamarca, A.;  Valle, J. W.;  Macias, R. I. R.;  Izquierdo-Sanchez, L.;  Pérez Castaño, Y.;  Caballero-Camino, F. J.;  Riaño, I.;  Krawczyk, M.;  Ibarra, C.;  Bustamante, J.;  Nova-Camacho, L. M.;  Falcon-Perez, J. M.;  Elortza, F.;  Perugorria, M. J.;  Andersen, J. B.;  Bujanda, L.;  Karlsen, T. H.;  Folseraas, T.;  Rodrigues, P. M.; Banales, J. M., Liquid biopsy-based protein biomarkers for risk prediction, early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ation of cholangiocarcinoma.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3, 79 (1), 93-108.